第九章 当代中国的开放 时代背景与思维坐标（第2页）

中国的历史也表明，中国要得到发展，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向开放的世界，做“世界公民”。“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4]。“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邓小平制定对外开放理论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邓小平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和引人深思的历史事实：

从汉唐至“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15]。闭关自守，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特定的地理环境并非注定要使中国形成一种“隔绝机制”，成为一种内向的、封闭的、超稳态的文化类型。同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汉唐之所以繁荣兴旺，而且人才辈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有一定的开放性，产生了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形成了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美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开阔了汉族人民的地理视野，张骞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郑和七次下“西洋”，打开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各国的航路，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此前，唐太宗就说过，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歧外族，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兴盛总是与开放相随。

然而，从明朝中叶，至迟从清王朝开始到鸦片战争，形成200至300年的闭关自守。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到了明朝中叶，其衰落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发展开始感到后劲不足，进一步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体系，从外面汲取丰富的养料。然而，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明朝中叶至迟从康熙开始，却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恰恰在此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其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由于失去了与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会，中国仍躺在古代文明的“安乐椅”上原地不动，结果，不可避免地落后了。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6]。“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17]

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如果继续无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那么，前途只能有一个，即被强力拖进世界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8]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9]

中国的历史不幸为马克思所言中。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逐渐走向衰亡，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总是与封闭相伴。闭关自守之所以导致落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它往往重复其他民族已经做过的事情，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表面看来在前进，实际仍是历史的落伍者。

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国从某种程度的开放到闭关自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20]，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开放，即“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21]。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又关起门来，而“**”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导致封闭半封闭。就是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又开始了一个经济繁荣期。由于再一次失去与之交往的机会，结果中国不仅没有什么发展，而且与发达国家之间原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再一次被拉大了。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度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技术革命面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起点是一致的，用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的话来说，就是“站在共同的起跑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22]。

由此，邓小平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闭关自守只能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二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做“世界公民”。

“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23]“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4]邓小平是一位引导中国这条航船在各种风浪中向前航行的老到的舵手。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战略设计引导下，中国终于走向了开放的世界，成为“世界公民”。英国《金融时报》公正地指出：“中国已从世界上一个最自给自足的国家变成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三、从创建开放的基地到建构开放的格局

一位哲人说过：机会，永远钟情于有着特殊准备的民族。中国要走进开放的世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就必须有特殊的内部准备，即形成能够适应开放时代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在结构能否吸收、融合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一句话，取决于中国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格局。

一个社会内部流动的外部化，就是对外开放；一个社会内部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内部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相反，对外闭关锁国的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内部的封闭程度。因此，邓小平确定“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25]。“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也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26]把对内搞活说成是开放，并和对外开放并提，这绝不只是一个提法或用语问题，它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力图把中国建成一个开放社会的思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在理论、现实和历史中探寻对外开放的依据，而且对中国如何开放，走进开放的世界进行了宏观设计：从经济开放到文化开放，从发展外贸关系到利用外国的资金，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从创建开放的基地到建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的格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的运行轨迹。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中国的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需要“基地”。1979年，当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瘴，完成了一次指导思想方面的大转移，深谋远虑的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创建“开放的基地”的构想。他不无悲壮地说，可以在沿海地区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广东和福建考察，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地适宜建立“特区”；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市各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实行市场调节，经济建设主要是吸收侨资和外资；同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和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立法程序。

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起步了。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惊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经济特区首先办在深圳等四个地方，对于深圳等地来说也许是一种偶然。然而，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却是一种必然，或者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是为实现历史的必然性而进行的“典型”实验。从根本上说，任何偶然性都不过是必然性的实现方式。

1984年，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进行了概括：“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27]。

正是在邓小平创建开放基地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1979至1980年，先后创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的基地”初步形成；1984年，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形成了对外开放的“黄金海岸”；1985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辟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的经济区，使沿海和内陆互为补充，以带动内陆经济起飞；1987年，决定在海南建省，并将之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88年，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开放面积增加到32万平方公里；1990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力图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以龙头之势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腾飞；同时，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贯通连云港至鹿特丹世界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大力拓展对东欧各国以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经贸活动。

至此，开放的基地已经全面形成，并且由沿海开放推进到沿江开放和沿边开放。这样，一个地域上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这个曾经拥有雄汉盛唐，名扬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今天，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以自觉的开放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

邓小平不仅从宏观上设计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域格局，而且思考了对外开放的世界格局。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必须是全方位的开放，即“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否则，我们无法真正地走进“开放的世界”，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公民”。

1984年，邓小平就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广度问题，明确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28]后来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三个方面的开放”：“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同时，“三个方面开放”又有各自的侧重点。

首先“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29]。

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人文地理概念，即泛指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我们之所以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吸收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之所以“主要从那里来”，是因为在当代世界，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具有二重的矛盾特性：就社会主义来说，它在本质上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它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却主要是落后的东方文明；就资本主义而言，它一方面是落后的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拥有先进的生产力。

列宁则提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30]“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31]

其次，对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

马克思、列宁都曾把俄罗斯称为“半东方”“半亚细亚”国家，其意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俄国介于发达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之间。相比西方，俄国落后；相比东方，俄国先进。尽管从总体上看，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仍没有彻底改变“半东方”或“半亚细亚”的状况，但它们在科学技术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因此，邓小平指出：在对外开放中“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32]，进行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或请他们帮助中国进行技术改造。所以，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后，我们仍然向俄罗斯、“独联体”各国以及东欧国家开放，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再次，“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33]。

一般说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起点低、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生活贫困等问题，然而，在邓小平看来，我们“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34]。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他们或者在资源方面，或者在市场方面，或者在资金方面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因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同时，“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35]。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南方”，“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缺少这一方面，就构不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在这种全方位开放格局背后隐藏着并渗透于其中的，是邓小平恢宏的世界观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当代世界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或民族都进入了普遍交往的行列。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开始趋向专业化，世界各国都被经济的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问题，就必须全方位地向世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