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当代中国的开放 时代背景与思维坐标（第3页）

——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都是国际交往的对象。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同样是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它表明，只有在全方位的开放中，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众长而创新。

——全方位开放意味着开放多元化。单纯对某些国家开放，存在着遭受这些国家“卡脖子”或转嫁危机的潜在可能。实行全方位开放则可以帮助我们尽量避免这一点，可以把某些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点。“西方不亮东方亮。”只有面向世界全方位开放，才有回旋余地，掌握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全方位开放的思想蕴含着这样一个真理：只有以整个世界为舞台，才能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邓小平不仅提出全方位开放，而且提出多层次开放。

走进历史的长廊，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交往过程不仅展现为“交往圈”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又体现为交往层次不断滋生的过程，从血缘交往、战争交往、契约交往，经历了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一直发展到当代的科学交往、信息交往以及交往“系统值”。“交往圈”的不断扩大和交往层次的不断增多，要求当代中国的开放不仅应是全方位的，而且应是多层次的。

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又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因此，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着手”处、“关键”，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领域的对外开放，反复强调利用外国的智力，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还包括管理这个层次的开放。邓小平的思路是：生产管理是科学，管理也是知识，也是一种技术；当代先进的管理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而形成的，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因此，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应包括管理层次的开放，“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与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密切相关的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在邓小平那里，经济开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开放包括技术这个层次；狭义的经济开放主要指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基本上有两类：一是借用外国资金；二是吸收国外投资。在邓小平看来，利用国际间各种资金来补充本国资金不足，发展国民经济，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全球循环的资金流，而我国建设资金又严重不足，因而应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借此加速发展”。

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36]。就这样，中国终于冲破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发展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吸引外资的基本途径：（1）借用外国政府贷款；（2）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基金；（3）借用世界银行贷款；（4）借用国际农业基金会的贷款；（5）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外国商业银行贷款；（6）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或其独资或合资。

对外贸易是经济开放的又一重要形式。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国内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扩大对外贸易才能获得各种生产要素资源，才能使国民经济走上高级形式的综合平衡和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邓小平非常关注对外贸易问题，并从流通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对外贸易在经济交往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突破了那种仅仅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手段的传统观点。这种传统的观点说到底，是一种“卖就是为了买”的小商品生产者思想的反映，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没有深入到生产领域，限制了经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38]。邓小平不但承认这一点，而且理解这一点。在他看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善于批判继承西方现代文化。“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39]。因此，必须进行文化开放。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适应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走向世界，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文化，形成更加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

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多层次的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开放大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唯有生机勃勃开拓奋起敢于撞响命运晨钟的民族，才具有这样的宏大气魄和胆略——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开放，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凡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皆可任我取舍为我所用。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就是要自觉地投身于世界各国的交往、竞争的进程，通过这种横向的网络交叉过程，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一种“爆发力”。

四、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思想时，犹如巨石投水，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燃起了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胸中的希望之火：有的希望从中汲取振兴本国经济的有益经验；有的希望从中探寻开辟商品市场的可能性；有的希望通过这一转变导致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从而“不战而胜”。美国《时代》杂志外交记者塔尔博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了这样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话：“美国非常希望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政策成功或者至少能保全下来。美国可以用投资、资助、技术、双边贸易和互派科学家、学者，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计划来帮助中国”，从而“可能有朝一日会使中国人不仅放弃毛主义，而且也放弃马列主义”。

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或削弱内因的某些方面、某些要素才能加速或延缓该事物的发展。邓小平深知，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一种外界因素的推动力，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0]

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却是相反相成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加深、拓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又只有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世界的先进成果，才能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否定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会重归形而上学。在现实中，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的。恩格斯早就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又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以及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必须在不断改革自身的同时向世界开放；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寻找和建立新的市场，必然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开放。同时，在这种相互开放、相互依存中又存在着矛盾、对抗和冲突。无论是“热战”与“冷战”，还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其实质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殊死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

开放的世界以及开放世界中的两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冲突，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和在开放中如何保持“自我”。邓小平极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41]，“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42]。“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43]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百日维新”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成为“激**百年史”的辉煌开端，相反，却窒息于襁褓之中，以砍下六颗头颅作为结束，中国的社会状况依然如故；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它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夭折作为结束。出路在于，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

第二，“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这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上说明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中国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奴隶，只能使中国绝大多数人重新陷入贫困的状态，只能使中国再度处于畸形发展的状态。

第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说明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社会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中，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在当代，不实行对外开放，不走进开放的世界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保持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对本民族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4]。

的确，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这种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行为方式等等。中国文明不同于由古希腊文明发展而来，并经文艺复兴的中介最终形成的西方文明，也不同于“半东方”的俄罗斯以及东欧的文明，因此，对欧洲以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模式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历史已经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45]。因此，中国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围之旋转的真正的太阳，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思维坐标。正如邓小平所说，“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46]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思维坐标，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决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吸取、借鉴什么，拒绝、反对和抛弃什么。

[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87页。

[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3页。

[9]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3～44页。

[1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4页。

[1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