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当代中国的改革 第二次革命（第1页）

第八章当代中国的改革：“第二次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那么，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一、“第二次革命”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精神考察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以批判的态度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都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凝固不变的。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之中。

从哲学的视角看，改革和革命是表征社会发展同一系列但又程度不同的两个概念。改革同样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但又以从根本上维护特定的社会制度为前提和目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而采取的新的政策和措施。革命则是指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变更的决定性环节，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旧的上层建筑又极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时，只能通过革命来摧毁社会发展的障碍，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改革和革命又有内在的联系和转化的趋势。改革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又未激化到引起革命的程度时，就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变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同生产关系变化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把改革和革命联系起来了，是改革和革命联系和转化的根据。

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了这种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限，就会经常导致在一切历史问题的论述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限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限。”[2]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深深地理解列宁这一观点以及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这就是说，在改革刚刚拉开序幕之际，邓小平就对改革和革命的关系作了前瞻性的分析，初步具有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

1979年，邓小平指出：改革“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4]。这一论述明确地把改革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从而把改革同革命联系起来了。

1982年，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5]“精简机构”之所以成为一场革命，是因为当时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甚至“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因此，“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是对体制的革命”[6]。“对体制的革命”表明了改革的指向。

1984年，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当前的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7]。这一命题则是就整个改革的性质和作用提出来的。此时，正值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前夕。在这一时刻提出这一命题，可以说，是对改革的作用和地位提出了总体判断，是郑重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难度。

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邓小平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同“过去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即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邓小平进一步说明改革为什么是“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9]

1992年，邓小平再一次从解放生产力的视角分析了改革和革命的关系，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0]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主观情绪的产物”。实际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观点和反复申述的命题，是对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所做出的科学的总体判断。

第一，就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而言，改革是一种革命。

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1]革命就是要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即解放生产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都使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其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曾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排斥市场的经济体制又逐步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桎梏”，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打破生产力的“桎梏”、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改革的确是一种革命。

第二，就改革的深度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

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枝节的、细微的、日常性质的变革，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它既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性质，即从所谓的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又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合理配置资源和有效提供激励的现代形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在生产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引起重大变化，必然使中国经济的性质和运行机制发生实质性转变。可见，改革的指向性是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是“对体制的革命”。

更重要的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是一种人的生存方式，它“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2]，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过渡点”。换言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三，就改革的广度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

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仅仅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改革，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即“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并“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13]。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到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从建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改革已辐射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使社会生活发生整体转型，因而是一种“革命性变革”。

第四，就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地位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

是否进行改革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高度敏感，自觉地意识到，“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4]。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出了历史的“误区”，并从实践上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改革使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会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它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并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二、“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和根本任务

当代中国改革的对象是从“苏联模式”演变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实质和目标就是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获得有效实现形式的新体制。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5]。如果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个命题规定了当代中国改革的作用和地位，那么，“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命题则规定了当代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即规定了“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