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三大历史转折（第1页）

第七章当代中国的三大历史转折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伟大人物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作为历史任务的发起者和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伟大人物往往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伟大人物既是他自己，又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实际上，他是时代和民族的人格化身。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他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仅凭这三大历史转折，邓小平就足以在当代中国史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彪炳千秋，而又遑论其他。

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即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唯物辩证法，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事物原有的发展进程便会结束，新的发展进程就会由此开始。这样，经过1949—1956年这一特殊的过渡阶段，中国历史便由现代进入当代。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国度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基础之上。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

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当代中国面临的这一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探讨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毛泽东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中，根本的失误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正是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毛泽东力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式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社会主义由此在政治上处于动乱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边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3]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我们不能把这场悲剧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从根本上说，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投影。毛泽东一生力图进行两大创造：一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第一次创造极为成功，第二次创造却发生重大的失误。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来说，第二次创造比第一次创造更难，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超越自我，即超越自己先前创造并习以为常的理论范式问题。

从认识论看，毛泽东之所以在第二次创造，即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是由于他的思路在总体上没有超出他在第一次创造，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的理论范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毛泽东仍然固守这种见解时，问题就产生了，并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当代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这是其一。

其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前提就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5]。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6]

其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甚至“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8]。

邓小平的见解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同唯物史观相一致。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是为了走出思想路线的误区，那么，批判、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乃是为了走出政治路线的误区。同思想路线的转变相比，政治路线的转变更为深刻，更为艰难，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0]

就这样，邓小平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就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

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各个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同时，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形成一种新质的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其中的某一要素，这个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

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变革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工作机、动力机先后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在现代、当代，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社会活动结构由此从生产——技术——科学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科学技术因此成为“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性变化，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这样，在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中，邓小平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已为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所印证。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为主要内驱力的经济形式。同以往的经济形式相比，知识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以及硬件技术的数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它将改变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以知识创新的优势弥补资源、资本的劣势，知识积累将成为改变经济发展的显著变量。作为一种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或知识发展为动力的新的社会，从而向我们指明，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求得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物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进行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必然要求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明确指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13]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4]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是学苏联的”，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又有致命的缺陷，即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没有正确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两者都是手段”，“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5]。“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6]，“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7]；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但在所有制基础上不同，即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后者以私有制为前提。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似乎是对立的，但从本质上看，二者却是一致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活生生的运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按照唯物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就的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8]，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的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经济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市场经济恰恰是能够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和对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激励的现代经济形式。因此，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实现经济市场化。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看，毛泽东曾注意到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这一重要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该说，这是真知灼见，显示出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有计划进行，“应纳入计划的轨道”，商品生产最终会产生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主要依据只能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毛泽东陷入矛盾之中。尽管毛泽东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还是造就了一个和苏联模式基本相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认识论看，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理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不理解工业化、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使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提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两个阶段的改革之后，当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