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三大历史转折（第2页）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有四种类型：（1）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价格来调节，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2）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3）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仅控制总需求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而且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4）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市场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内部，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这四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初形式或古典形式；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属于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者的典型是英国和美国，后者的代表是日本和法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则是一些“后发”国家向现代发达资本主义过渡中实行的一种经济形式。

这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同时存在。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经济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种体系并存的“二元经济”，而在美国，“计划体系”的地位甚至高于“市场体系”。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现实的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现实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9]。这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个人正当的经济利益，经济运行过程缺乏个人经济利益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信息收集和传递上存在着内在缺陷，难以充分、及时反映复杂多变的供求关系，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这一短处正是市场经济的长处，所以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20]在当代，市场经济集中反映了商品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的确具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机制，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旧式分工仍然存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所以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产品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21]。由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的商品交换形式，企业之间必须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明确的利益边界。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并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界限。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成为一种可能。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之间也具有兼容性。作为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其资源配置，促使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它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始终处在绝对对立之中。相反，市场经济本身需要相应的社会公平：首先是参与竞争活动的公平，即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参与竞争活动的权利，都有同等的机会支配社会资源；其次是竞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即规则对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具有同等效力；再次是竞争结果面前人人平等，即参加竞争活动的主体必须接受竞争的结局，不允许任何人凭借社会特权取得收益“附加权”和亏损“豁免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由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以此为前提，它要求机会均等、竞争公平、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要的和根本的公平，全部社会公平的重建，都应以此为中轴和基础。从根本上说，社会公平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可见，无论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和价值的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甚至依赖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确不存在根本矛盾。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矛盾；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马克思早已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缺陷，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至今仍发人深省，启示我们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不存在一个脱离了一定制度环境的抽象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有共同之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建立在新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因而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对此，邓小平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当他提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提出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运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指出：“如果你不能在社会组织上提供可行的办法，那么提出引进市场经济亦不过是侈谈而已。”“人们不可以把一国的社会结构强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究其量，人们只可以基于本国的社会结构对它们加以改造。这就是中国展示出的特点。”[22]

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与现代化、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双重目标的约束下进行的。可以说，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同时，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道路和模式，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反过来，经济的市场化又会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并引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

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从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三、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改革和开放，这是现代化，尤其是“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双生子”。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所以，邓小平在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提出从封闭转向开放。“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23]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实现了又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即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论依据。具体地说，“开放的世界”的形成构成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时代背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依据。

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国家全面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世界已经“一体化”。这里，地理环境已不再是交往的界限，信息手段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间接环境。今天，人们可以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把各种信息收集起来，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展开世界交往。世界的整体化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犹如一个“地球村”。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敏锐，准确而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4]

“开放的世界”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从概念的内涵看，邓小平的“开放的世界”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具有一致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较大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随着商品经济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5]，世界由此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的形成，把一切古老而缓慢发展的民族都推上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使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同其他民族的发展具有了依存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26]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27]，“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8]所以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走进“开放的世界”。

同时，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进“开放的世界”，必须建构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部结构能否吸收、融合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一个社会内部流动的外部化，就是对外开放；内部结构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内部结构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

1979年，在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瘴，完成指导思想的大转移时，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创建“开放的基地”的构想。按照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设计，当代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地域上的开放格局。

与地域开放格局相适应的，是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句话，“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9]。这是因为，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它们或者在技术方面，或者在资源方面，或者在市场方面，或者在资金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开始趋向专业化，所有类型的国家都被经济的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或不断增强着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只有全方位的开放才能博采众长而创新。

开放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层次的。从逻辑上看，邓小平多层次开放的思路是：科学技术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就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向世界开放，学习、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其次，对外贸易是经济领域的开放的先导，一个国家由封闭自觉地走向开放，往往是因为发展了对外贸易；一个国家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也往往是由于先进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经济开放以至整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经济领域开放必然导致文化领域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要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善于批判继承西方当代文化，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适应开放的经济体系的。

地域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标志着当代中国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这个曾经拥有雄汉盛唐，名扬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以自觉的开放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从中，我们深刻地领略到了邓小平恢宏的“世界观”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世界历史，尤其是“开放的世界”形成之后，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或富余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爆发力”。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落后的民族能够以人类的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相反，闭关自守则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

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每一种发明和创造都是“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结果并未改变其历史落伍者的地位。邓小平之所以领导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走进“开放的世界”，就是要使中国的发展避免一切“从头开始”，就是要通过世界交往使中国获得一种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0]。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包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开放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性。换言之，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坚持对外开放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只能在“开放的世界”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1]。只有走进世界历史，在“开放的世界”中发展起来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就这样，邓小平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转折，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造辉煌，同时又使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再造辉煌。历史已经为邓小平建造了丰碑，那就是他“完成了本世纪最巨大的经济变革”[32]，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将继续为邓小平建造丰碑，那就是他的理论改变了中国，并对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的影响力，不仅超越他生活的时代，而且超越了他生活的国度。”[33]历史越向前发展，就越会显示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

[1]《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8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20～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