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中国工业化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第1页）

第六章从“中国工业化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终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两位巨人、两个里程碑。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及其文化难题的解答

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1]。从时间上看，现代化运动始于18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尔后逐渐扩及全世界，形成一条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

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2]，同时它又“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3]。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且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

“外发型”的现代化，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外国现代技术与本国传统制度的关系。

“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必须“改制”，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再次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意识到应“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并非易事，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深刻地把握了“俄式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性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任何一种社会运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首先解决这种矛盾。

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同时，由帝国主义入侵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价值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时，它就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而且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外发型”现代化遇到的又一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尤为如此。

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中体西用”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最初回应，它一开始就歪打正着触及到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然而，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说，还是以“欧洲中心论”为蓝本的“全盘西化”论，以至孙中山的“中国国粹+西方科学”的文化嫁接方案，都没有解决这一文化难题。

实际上，任何“外发型”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的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并科学地解答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新的文化形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形成，既不可能像西方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演化，也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而是一个将中、西、俄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是一个分析、批判、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6]。

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7]，对其进行去芜取菁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自我创造，在走向“世界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不应失去“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即使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8]。毛泽东的文化观的真谛就在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民族化的再创造，使其植根于本土文化并成为契合民族特点和具备民族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要素。

就这样，毛泽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探寻到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并科学地解答了其中的文化难题。中国现代化运动由此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

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及其成功与失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但它本身并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又提出并探讨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讨。

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首先就是国家工业化，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从历史上看，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是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西欧道路；二是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东欧（包括苏联）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既不能走西欧道路，也不能走东欧道路，而应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工业革命一开始就与科学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甚至走到工业革命的前面，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这样一条发展链。毛泽东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提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同时，又提出了“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并认为中国工业化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从而以“跳跃”的发展形式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9]

其次是政治民主化，使“人民主权”由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

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是政治民主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成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0]。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这是毛泽东所追求的政治目标。1950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就对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卡德尔说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11]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民主权”应从概念转化为实际生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多次提出“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问题。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体以及主体真实性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聚焦点。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轻率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根本上无视民主。问题恰恰相反，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就指出：“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应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总结“斯大林现象”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现象”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2]这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的制度化问题。当然，我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在总体上仍停留在原则阶段，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从而在客观上延滞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再次是建设现代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