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 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第1页）

第五章中国：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为蓝本的，然而，中国却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面前，有的人重归形而上学，或者认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错误选择，或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错误理论。我断然拒绝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我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确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传统走向，但它本身又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对中国社会影响、冲突和渗透的必然结果。中国是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将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我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整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它是相对于民族的地域狭隘性以及民族历史而言的。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但它却形成于现代，即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这表明，“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

人类历史首先在几个古老的民族那里取得其相应的独立起源，这些古老的民族一开始是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获得各自的生存方式的。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甚少，人类各大文明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尽管它们都处于转变与发展之中，但这些转变与发展基本上是在彼此隔离、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之前，人们之间的交往还不具备普遍性，人类还处于世界历史的前史阶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较为发展基础上人类交往普遍化的产物，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而得以形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生产的社会化以及需求的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否建立新的工业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再也不能从容地继续下去了，越来越多的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普遍交往的行列之中。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不但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世界由此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各民族、各国家全面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在具体民族的“个别”之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一般”，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其个别的、特殊的发展形态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不仅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民族的狭隘地域，进入了世界的“运动场”，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总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然产生一种新的力量，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肯定的协作能带来新的生产力一样。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是一种“系统值”。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肯定了这一点。列宁也曾从“器官”的意义上看待部分，并把它与整体的关系用于说明世界历史，即“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5]。

因此，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历史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如果无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继续闭关自守，那么，前途只有一个，即最终被“强力”拖进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然而，“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6]。

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影响作用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爆发力”。正是这种“爆发力”使较为落后的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而是以人类的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俄国能够享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够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深层结构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动态的结构中。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

在民族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建立封建制。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的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7]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尤其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体系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具有了世界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民族性为基础，但它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作为一种整合值，它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使之协调于世界性。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的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然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8]。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它能够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走向世界先进行列。东方某些较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越过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其根源就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9]。

二、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为了真正理解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产生，我们必须首先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内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因此，应把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置于“国际环境”中，从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走向中来加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只有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及其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

20世纪中叶，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既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前提。这两种生产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现实的总体生产力。

这表明，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国内的这种状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冲击、影响和渗透的结果，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因此，中国未来发展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走向。

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运行轨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它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它“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0]

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这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

同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为一个历史整体，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正属于这个“历史整体”，并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影响和渗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处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行程的制约性、决定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并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20世纪中叶的中国，出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网，其中，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既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不能立即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首先完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介才能实现，这就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具有必然性的同时又具备了特殊性。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另一方面，它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其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专政，因而又具有凝重的社会主义革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