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中国工业化道路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第2页）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建设现代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要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应该采取“倒行法”，即首先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然后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发展规律，因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而“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3]。

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4]在人类历史以及文化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一样的情形。因此，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5]

建设现代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还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本是针对苏联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来的，它本身就具有民主和科学的双重性质。毛泽东之所以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是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精神世界”以及“真理发展的规律”，因而构成了建设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这表明，毛泽东不仅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文艺方针，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建设现代文化，“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规律、途径和内在机制。这是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论的深刻内涵。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即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尽管这条路线不是那么明晰，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毕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

我注意到，“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相互矛盾的”[16]。换言之，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二重化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这种二重化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两个问题上。

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上，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生产会出现“资本主义的鬼”，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依据只能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不理解现代化既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过程，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而市场经济则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现代形式。

在社会结构现代化问题上，毛泽东先是看中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模式，后又提出“五·七指示”公式，即“以……为主，兼学别样”，力图通过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用“同构群体”取代既定的社会结构，以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人民公社模式到“五·七指示”公式，一方面体现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早年接受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在他那里已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在酝酿思考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时，毛主席的头脑里是浮现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宣扬过的‘新村’模式和中国史籍中描述过的‘大同’思想的，他的思想已经有些偏离历史唯物论了。”[17]这种理论的确存在着旧的理论要素，本质上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毛泽东的悲剧是巨大的历史悲剧。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二重化及其失误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和民族的人格化身。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都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及其时代特征

1954—1976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勾画了这样一个起与落的曲线：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但1958年的“大跃进”使之由喜剧转为悲剧；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但1966年开始的“**”使之夭折；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但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之化为乌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三起三落”表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现代化的内涵有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待开拓。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的，是邓小平。

对中国以及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8]。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了具体的“构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构想；关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关于“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构想；关于在向世界开放中走向现代化的构想，等等。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邓小平的现代化观点“没有独立的变量以形成一个紧凑的思想流派”。实际上，这种种具体“构想”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总体构想”。

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其实质就是用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代替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所以邓小平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19]为此，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各个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同时，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形成了一种新质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或突破口，即“第一”生产力。

不同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变革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而在当代，科学技术则决定了生产的方式、节奏和发展方向，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0]这样，在对现代化的思考中，邓小平就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现代化是一场社会运动，它不可能脱离社会制度而单独进行，相反，它要求改变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制，从而获得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邓小平深悟这一点。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在改革刚刚拉开序幕之际，邓小平就对改革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前瞻性的分析，并具有了在改革中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当代中国的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民主”。这就是说，改革既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性质，即从所谓的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又关系到经济运行机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无疑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但它并没有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属于产品经济。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达到成熟形态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同步性，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2]，同时又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必然的过渡点”。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分工不发达和“二元经济结构”，而二者又是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民主及其法律化、制度化是现代化在政治上的特征。在邓小平理论中，现代化是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23]。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生活民主化”，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4]。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毛泽东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25]。由伦理型社会转向法理型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这个意义说，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实践。

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他同时深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6]。在当代，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增强了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同时，在交往活动中存在着交往相加效应规律，即进入交往行列中的民族一般是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自己短缺的东西，这就避免了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时间耗费，从而能以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对外开放，进行国际交往能使中国以“跳跃”式的发展实现现代化。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化就是“西化”，向世界开放只能是重归资本主义。这一错误认识使极右与“极左”思潮两极相通：极右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本质上是要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极左”把现代化看作“西化”，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以此认定现代化实现之日便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二者的共同点就在于，都否定中国应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

无疑，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西化”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也的确获得过成功。换言之，现代化与“西化”有一定的历史重合。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东方社会实现之后，现代化运动就出现了历史的分叉，形成了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和社会主义方式，即“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27]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具有深刻的内涵，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否定农业文明，在工业化、生产社会化方面是一致的，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的方式。

当然，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中的确存在着普遍的现代性内容，但它确实又具有源于西方传统的特殊形式，并存在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现代化问题专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落脚于不同的土地，就结出许多不同的果实。唯一可确定的是，现代化后发社会中没有一个会再造出与现代化早发社会相同的现代制度模式”[28]。艾森斯塔德指出：“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无需在文化意义上西化，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的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29]

对于非西方的民族来说，无论从历史的可能性来说，还是就价值的可欲性而言，现代化都不可能也不应当等同于“西化”。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拓展一条异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独特道路。因此，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一般要求的现代化。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把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统一起来并融为一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凸显出来了。

就这样，邓小平拓展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历史把中华民族推上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舞台，产生了两位历史巨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并初步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则科学地解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并真正开启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正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中，我透视出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领悟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会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

[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文1版，3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