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特征（第2页）

如果列宁仅仅肯定俄国能够超越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列宁的思想只能具有民族性。问题在于，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体现出列宁思想的国际意义。从哲学的角度看，列宁指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论点上。

第一，“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2]。

的确如此。随着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越来越多的落后民族或国家卷入或被“拖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这就使落后国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在发达国家不可能产生的矛盾，如本民族与外来民族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矛盾等等。这些落后的国家既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

历史告诉我们，当国际社会向一个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展现出种种社会形态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该民族来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或民族看到了人类历史的新曙光，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左右徘徊的民族“走俄国人的路”。

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

规律是必然性，作为一种必然性，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代表着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只能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实现出来，而不同的历史环境又有不同的历史条件，这就规定了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我们既要看到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它的实现方式的区别，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就会在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多种实现方式面前看不到贯穿于其中的必然性了，或者以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否定具体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证实了列宁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例如，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而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度，斯拉夫民族也走着类似的道路。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一方面确证着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在形式上或顺序上的特殊性，另—方面又表明这些特殊的现象以其特殊的形式体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15]俄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也以自身的特殊形式再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如前所述，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表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没有使俄国“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问题的实质在于，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俄罗斯民族抓住了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内“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列宁理解历史的辩证法。他深知，俄国十月革命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俄国的特殊国情又决定了不能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俄国革命有别于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因此，更为落后的东方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课题。

三、毛泽东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及其特征的探讨

在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同样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而毛泽东则身处东方社会的“实际生活过程”，亲自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中国是一块“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16]。这就是说，中国是东方社会的“典型地点”，以这种“典型”为蓝本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无疑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对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具有直接的意义。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探讨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首先必须把握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并认清中国的国情，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7]，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已经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因此，应把中国的问题置于“国际环境”，从“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去加以考察，从而全面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这是落后的生产力，“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现代工业占10%，这是先进的生产力，“和古代不同”，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现实的总体生产力。这表明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至于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毛泽东认为，这一方面取决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时代走向。

中国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它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状态。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这是其一。

其二，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并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之中：“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8]。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兴盛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及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历史整体，猛烈冲击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渗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从根本上说，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行程的制约性、决定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必然性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并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前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毛泽东理解这一点。他的可贵和独特之处就在于，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解决了如何实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问题。这一过程体现了毛泽东独特的方法论，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辩证法。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从静态上看，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空间的排列和扩展上呈现出各自特点，展现为一个“矛盾群”，其中，各种矛盾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就贯通其中。这是共时性结构。从动态上看，矛盾特殊性表现在时间的前后相继中呈现出各自特点，形成一个矛盾序列，其中，同一矛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就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其作用，展现出无物不摧的宏观否定性。这是历时性结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辩证法是毛泽东矛盾分析法的深层结构，这一方法首先把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从中国社会的“矛盾群”中找出主要矛盾，其次从“矛盾序列”中把握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主要矛盾，及时地转变主题，从而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普遍性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出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半东方”国家内不可能产生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其中，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首先要完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具有凝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色彩，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因而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重性必然使其结果二重化，即“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二重化的结果又必然使中国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两种前途，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都是一种可能性，只不过后者“具有极大的可能性”[19]。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的发展只有一种可能——社会主义。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全部问题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适时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的确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在，然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不可能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二者的矛盾便会激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中国不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种新的生产力已经形成并且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时候，生产关系变革的物质前提就基本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从质上看，无疑需要社会化大生产；从量的规定性看，需要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无需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无疑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而且它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不加限制地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此时已经不是主观愿意不愿意进行的问题，而是各种客观原因，尤其是经济原因促使它非进行不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的结果。

四、简短的结论

以上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理论，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