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特征（第1页）

第三章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仿佛是“错位”，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有人以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依据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否定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多年来，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性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探讨。这里，我拟就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三位巨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观点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

一、马克思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及其特征的探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集中在英、法、德三个国家，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的。据此，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只是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而没有注意到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是一个误解。对全部马克思主义史的反思使我们得知：马克思不仅探讨了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且探讨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在晚年关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且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的确，马克思非常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主题。《共产党宣言》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其研究对象；《资本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

马克思之所以极为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典型”则更集中、充分、直接地显示了一般，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更容易把握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这是其一。

其二，这是其“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将有助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揭示，并为后者提供一把钥匙。

其三，从历史认识论角度看，对现实社会的“典型”内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把握，是把握整个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前提。历史虽是“过去”，但它并未消失，而是以缩影的形式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通过现实社会的“典型”，我们能够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及其关系。“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从发展的完成的结果”，即从“典型”开始的反思法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方法。

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发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纵观马克思的一生理论活动，可以看出，马克思先后研究过两类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一是在19世纪40年代关注着西欧的德国；二是在19世纪70年代注视着东欧的俄国。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相比，德国无疑是一个落后国家。尽管如此，马克思仍关注着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3]。这是因为，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条件下，仅仅否定德国的封建制度，“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这是其一。

其二，从德国国内状况看，德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进生产力，并“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当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敲打着历史的大门。

其三，从国际国内相统一的角度看，当时世界的两大基本矛盾，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德国交织、重合，德国成了这个时代矛盾的焦点，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4]。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又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此时的俄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从俄国国内看，农村公社——一种原始土地公有制普遍存在；同时，经过1861年的改革，这种原始土地公有制又“大遭破坏”，公社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私有制因素，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此时的俄国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半亚细亚”或“半东方”的国家。从世界历史看，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正迎面而来。

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具有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沿着西欧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二是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至于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条件，“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尤其是对于后一种可能性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其实现的前提条件。“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这就是说，落后的俄国有可能先于发达的西欧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历史双重地证实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一方面，俄国最终没有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以其特有的形式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俄国又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欧的道路走下去，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先于发达的西欧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马克思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反映了马克思“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心理状态，更不是马克思短暂的“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相反，这里有着深刻的方法论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核心，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越出了民族的狭隘地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性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相反，它以民族性为前提和基础；这种世界性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它作为一种整合质，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变形”，“协调”于世界性之中。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往往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6]。同时，落后国家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改变自己原有的生产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从而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

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出发，去把握人类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从而肯定了某些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是把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放在“法国的年代”“本世纪的历史”“当代现实水平”，以及同发达国家的交往“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的；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马克思也是从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它与“现代世界”之间的联结方式，以及“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这种辩证关系着眼的。

当然，我注意到，19世纪50—70年代，“半东方”、东方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马克思又毕竟身处西欧，因而只能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进行间接研究。因此，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在马克思看来，具体结论只有从对每个时代实际生活过程的研究中才能得出。可以说，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出发点，对于具体的国家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使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具体化、深化和完善化，这就是马克思留给后辈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遗训”，而列宁和毛泽东正是这一理论“遗训”在不同国度的卓越执行者。

二、列宁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及其特征的探讨

为了科学地解决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列宁不仅分析了俄国的国情，而且始终把俄国的国情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置于“世界历史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列宁认为，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8]。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

从世界历史总进程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呈现出激化状态，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四起，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的深刻分析，使列宁认识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绝对规律的存在，必然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9]。

从俄国国内状况看，此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10]，“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相对于西欧来说，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又被卷入到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体系，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和影响。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出现了一系列在西欧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特征，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等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俄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和薄弱环节。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1]。在我看来，这个“奇怪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奇怪的道路”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就在于他把握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因此，我断然拒绝米埃拉、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即列宁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观点而转移到了唯意志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