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进程（第1页）
第二章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可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然而，这一理论在当代又受到种种的误解、曲解和挑战。在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当代中国改革方向性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必须站在当代实践的高度深刻反思、认真探讨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进程，并以此为基础重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客观依据
资本主义制度从它确立的第一天起就受到来自不同立场、不同方面的不同批判，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形影相随的，尤其是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种批判是**多于理性，幻想压倒科学，针对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经济学分析为依据，从结果到原因，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历史上看，尽管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教导如何进行统治，被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专门编撰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社会还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
这表明，某种社会形态的盛衰兴亡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崩溃一样，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就植根于历史过程本身，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2]，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逐正是资本的本性。
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和贪婪构成了资本家这一“人格化”的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3]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要受到生产必须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规定性的限制。
具体地说，资本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边是为数较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贫困；一边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这就造成了极其有限的消费能力，造成了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刻对立。
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世界市场弱组织性的对立，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首先受到“货币量的限制”，“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4]。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问题在于这每一次“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无论是消费量的限制，还是“剩余等价物”的限制，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这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
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尔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资产阶级意识到，不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不建立反危机和预防经济危机的社会机制，就不能生存下去。恩格斯早就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生产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6]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国家干预和私有企业并存，垄断和竞争并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出现某种社会化趋势，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有所增强。有的西方学者由此认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权威和私有企业的策动力相互作用，既保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缺陷，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
我并不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适应能力，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能力尚未衰竭，但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却是不能接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家对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形式，还是采取计划干预形式，其基础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私有企业活动的基础上安排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常进行，是为了资本积累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垄断形式，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都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及其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7]。
当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高额利润来缓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政策调节阶级关系，可以通过“体制改良和改善缓解”“制度危机”并获得“延缓衰老之术”，但这种“缓和”“调节”“延缓”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中进行的，仍受到“资本本身的限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它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像白昼跟随黑夜一样，非来不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为客观依据的。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公正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8]
的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至今“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可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米尔斯由此断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虚构”，应当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和预言的巨大历史框架”[9]。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仅仅根据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内的资本主义状况否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不是“近视”，就是偏见。这种观点不理解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理论不是发现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揭示一种历史趋势。
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实现过程中会遇到“实际的阻力”“相反的趋势”阻碍其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10]。随着社会关系、阶级矛盾的历史变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实现形式也在转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的冲击、渗透和影响，随着东方国家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首先在东方国家开始了其实现的历史进程。
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实现进程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的。造成这一历史“倒转”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西方开始它的矛盾进程的，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整个世界为舞台进一步展开其矛盾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冲击、影响、渗透到东方国家。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20世纪已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越出了在各个民族或国家那里“单独进行”的境地，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所谓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在这样一个整体运动中，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然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2]。
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引导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能够缩短某一历史进程或跨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之所以能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实现，其根源就在此。
20世纪初，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
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呈现出激化状态，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四起，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的背景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的深刻分析，使列宁认识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的存在，必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从俄国国内的状况看，此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同时存在，但相对于西欧来说，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政治范畴上属于东方国家。同时，俄国已被卷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体系，并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产生了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这就是同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处于激化状态，使俄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俄国无产阶级把握到了这一历史趋势，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俄国的发展走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实际上，这种“奇特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俄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奇特的道路”背后深藏着的，就是这一历史规律。
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实现进程的起点，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然而，苏东巨变又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福山等人以此来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3]。
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失败来否定当年的成功，就像不能以某个人后天的夭折来否定他当年的出生一样。处在强大、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由落后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不可能没有漩涡、没有挫折、没有反复，甚至会出现逆转和倒退。问题在于，在出现逆转、倒退的国家，随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必将同时出现一个被雇佣的工人阶级；随着资产阶级重新处于统治地位，必将伴随着工人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将由此重新开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将在改变了历史条件下重新起作用，历史没有也不可能终结。
俄国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则越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造成这一更为“奇特的道路”的，同样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它“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的总体生产力，并使之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个中国之命运”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中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走向。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种畸形状态。“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4]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
从世界历史看，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景象”。同时，十月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并启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渗透和影响，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种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进程的根本制约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它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既产生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网。其中，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两个必然”在中国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形式。也确实如此，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介实现的。
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全面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由一种历史趋势开始转变为社会现实。然而，这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具有国际的性质”，因而它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可以在某一国家内首先单独实现，但它的全面实现，即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却是世界性的，是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5]的确如此，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非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