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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的实践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或理论体系，其中不乏思想深刻者。但是，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宗旨，并把坚定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高度统一起来的理论体系，却是绝无仅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精湛的经济分析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在人类思想史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论风采，并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又受到种种的误解、曲解和挑战。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站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深刻反思、深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既是理论的需要，又是现实的需要。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
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
按照波普尔等人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根据历史规律对未来的历史所作的预言，问题在于，历史不可预言，因为历史规律根本不存在，历史本身是没有本质、没有规律及其内在趋势的“事实”的堆积，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在波普尔等人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错”就是相信“历史规律”；只要“清除历史规律”，就能“摧毁科学社会主义”。波普尔等人的确看到了一个事实，即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其客观依据和理论前提的。所以，他们力图釜底抽薪，以此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可是，波普尔等人是在否定一个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即历史运动的确有其内在规律。斜眼人眼中的世界是倾斜的，可眼前的世界并不倾斜。历史规律客观存在，不管你如何诅咒，也无法“清除”，这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从历史上看，每一代封建君主都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实”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这就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是否把握历史规律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规律的关系。顺历史规律而行者是英雄，流芳百世；逆历史规律而动者是小丑，遗臭万年。
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发展呈现为一种同自然运动“相似”的过程，人类总体历史体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种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中产生出来的阶级对抗，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对抗。问题在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因此，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历史地走向灭亡，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
任何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都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哲学共产主义”，也不是仅仅基于历史规律的推导，而是直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即就受到两种限制：
一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和积累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必然造成两极对立，即一边是为数很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相对贫困，从而造成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深刻对立。
二是作为新的价值，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剩余等价物”，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价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因而在交换总体上，就没有实现所有剩余价值的等价物，这就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首先受到“货币量的限制”，“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的］第二个限制”[4]。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而资本总是力图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突破这些限制。问题在于，这每一次的“创造性破坏”都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以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为开端，而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5]。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确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象征。它表明，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就像白昼跟随黑夜一样，非来不可。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目标，更不是“道德主义”，而首先具有经济的性质。
面对客观事实，波普尔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可能也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6]。但他又“自我解嘲”，认为这种“证实”，“并不是对科学预言的证明。它或许是宗教运动的结果——信仰人道主义、以及为改造世界的目的而批判运用我们的理性的结果”[7]。撇开把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宗教运动”这一荒谬的观点不说，波普尔在这里也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见与预报。
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得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不可能被预报，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预见发展趋势，即可以预见某一社会现象的最终结局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这种预见正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并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因而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欧洲产生的，它不适合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确，科学社会主义的故乡是欧洲，但科学社会主义又并非专属于欧洲，它是在世界历史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世界性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或国家进入全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从时间上看，世界历史形成于19世纪，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迫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从属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着双重剥削，即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剥削“农民的民族”；不发达国家则遭受着双重苦难，即“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这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了，即外化为“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使不发达国家产生了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8]。
由此可见，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在欧洲但又越出欧洲，“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9]，从而能够在不同的国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征兆，发现了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要素。正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这些基本规定也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一，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第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测非常慎重，而且其理论在不断发展，但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却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0]。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也多次阐述了这一思想。
第三，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劳动成为人们占有生产资料和获得产品的根据；同时，由于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劳动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劳动能力是个人“天赋”的权利，具有私人性质。所以，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在做了各项社会扣除之后，还必须以他们各自付出的劳动量为基础分配个人消费品，即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按劳分配。
第四，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1]，同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换言之，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五，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再到《资本论》重申“自由个性”，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话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对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样一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反对个人自由，相反，它的目标就是为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广泛而真实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所说，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每一个成员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那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