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第2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基本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依据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而制定的，是一种科学的预见。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企图在这些基本规定之外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2]。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正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社会主义求得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公有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否定公有制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客观基础。我们只能根据现实的生产力选择、创造公有制的内容、范围和实现形式，而不能否定公有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生产力结构比较复杂，应当允许也必须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但是，在这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基础，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3]。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公有制经济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一员，因此，应把公有财产量化到每一个人，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重建个人所有制”，但这并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4]这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建立公有制是一致的，而与建立私有制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必须明白，在公有制经济中，虽然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一员，但每个社会成员只有同其他社会成员联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占有主体的这种整体性、社会性决定了公共所有的财产权不能在个人之间任意分割、自由交易，任何试图把公共所有的财产权量化到个人身上的做法都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侵犯。

按劳分配原则用劳动代替资本，使劳动成为占有产品和获得收入的根据，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平奠定了制度基础；用劳动的尺度代替需要的尺度，承认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利益的差别，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坚持而不能改变按劳分配这一基本原则。同时，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一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方式上就必然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更重要的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应该也必须随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经济的存在必然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形式，以迂回曲折的形式间接地加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寻找一种现实可行的，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体现按劳分配本质的劳动计量方式，从而使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人民民主专政在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立足的。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使其法制化，即依法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正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正在不断发展。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是指纯粹的个人修养，而是指一种社会理想，即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交往的普遍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旧式分工的彻底消灭相联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15]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仍有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理想并非渺茫，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处在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历史进程中。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本质要求，并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它正是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即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同科学社会主义一致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式，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成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人的自由个性。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必然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而中国社会却没有经过成熟、完整的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这种经济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市场经济是有效配置资源和对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激励的社会化的经济形式，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又存在着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去实现经济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实践，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的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制定了基本规定，而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有的人因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仍是“空想”。这是一种无知，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性”的无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律并能为人们所认识的客观存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拒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方案进行详细论证，提供“预定看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16]。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是科学。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只能是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性”的无知。科学社会主义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它的个别论断或预言，而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的揭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定的预见及其科学方法论。我们只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

三、面向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历史上的许多思潮流派、理论体系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死亡。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由于它自觉地植根于实践，面向新时代，并以科学精神对待自身，所以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仍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后继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从总体上看，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离开了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打引号的科学社会主义；反过来，如果认为只有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才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必然终止于1883年。实际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性、开放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凝固不变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变动不居的现实社会的矛盾，是一些人头脑中的虚构。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群众运动的教条”，“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体系”。

从理论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把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地统一在这个理论本身之中。这种革命性和科学性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更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它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本性”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为旧制度辩护的学说，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从不故步自封，自诩为绝对真理的思想体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科学社会主义不会重蹈这些思想体系的覆辙。其根本保证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之中，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从而不断地超越和发展自身。封闭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永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绝不能背对当代实践，而必须面向当代实践，积极回应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从容地走向新世纪。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国家从经济活动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活动的调控者，市场经济由此从自由的市场经济转变为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有的人因此断言：科学社会主义“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距今15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它把真理与时间、变与不变对立起来，根本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据。

无疑，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时代与现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依然存在，作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在不断发生。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和致命弱点，与人们今天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和致命弱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21世纪初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极其尖锐甚至可以说是急风暴雨的形式，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体系的深层矛盾和重大动向凸显出来了。从本质上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和强制性解决。

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阿基米德原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工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如果违背这一原理，造出的船无论多么“现代”还是要沉的。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科学社会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在当代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和新挑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产生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经济结构后工业化，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而在阶级结构上，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这是其一。

其二，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计划引进市场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换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了，而且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着“看不见的手”。

其三，在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员工持股制和“工人参与管理”，甚至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了普遍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以此来抑制过高的收入与过低收入的持续继承性，缓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等等。

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

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有些是资产阶级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而产生的，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产进行计划调节，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有些是在马克思时代初见端倪，马克思对此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详尽论证的，如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为“在股份制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18]；有些是马克思生前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

对于第一类现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看到，这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更远了，而是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