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视域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第1页）

二、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关系中发生的理论与实践对话过程，也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立足中国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解读不仅是实践的，也是文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也有文化路径文化路径。不仅如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真理形态，也具有文化形态。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入中国实践与优秀文化，造就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丰功伟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罕见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相应产生了全球瞩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和形态，需要进一步科学分析和解答有关的若干重大问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在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优秀传统因素过程的产物，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产物。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汲取和改造、进而创造出民族的、大众的、时代的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问题一直成为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问题之一。战争不仅是东西方物质硬实力的碰撞，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比拼。然而，在“坚船利炮”等咄咄逼人的西方物质霸权面前，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物质硬实力上，而没有深入文化的内核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对两者功用地位做了严格的区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仅仅把现代化当作物质化硬实力的同义语，使得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付出了血的代价。痛定思痛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仅要强物质实力，更要变法变制图强。于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出场。但是依然遭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反思的结果，国人渐醒，意识到文化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关键性。因此，以改造国民性、以文化变革来解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总体路径为路径，以外来文化大传播来换血般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为战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五四运动是一次文化大启蒙、大转型，是从文化转型外压转为文化自觉转型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仅与中国的实践发生结合关系，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思想文化展开激烈论辩中出场的。20世纪30年代，关于“问题与主义”“变革与保守”“科学与玄学”大论战，早已超越思想碰撞范畴，进入思想对话、文化重组的行列。通过这些文化思想层面的激烈撞击，中国的现代化从被动转为自觉，马克思主义也从输入变成中国化。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红色文化崛起、发展、成熟、强盛，经历反思想、理论和文化教条主义之后，至少在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热”对话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已经引起学界的深度关注。21世纪以来，中、西、马对话中，马克思主义被追问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文化身份”或文化归属问题。在“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就必然被屡屡提出。

正是在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需要打开一个坐标，即全球文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坐标，然后深度地考察相互关联的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原初外来思想文化体系，如何被中国文化语境所接纳？这牵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理解结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究竟采取怎样的文化态度？这牵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究竟如何汲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这牵涉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真正继承者的问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文化过程，如何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

第五，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创建自己的当代文化形态？

在上述五个问题上，百余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和文化身份这一中心，存在着种种偏颇或谬误。

一是只讲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不谈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闭口不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文化真空地域中发生的。

二是在文化态度上，或者采取文化激进主义态度，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彻底地、决绝地反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或者采取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抵御马克思主义，如《东方杂志》主编伧父及其文化族群之流；或者如梁漱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新儒学。在两者对话上，缺少反思批判和改造的辩证维度。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如何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素问题上，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出现了或者将糟粕当精华加以全面汲取的现象，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跌入传统文化糟粕陷阱；或者将精华当糟粕而加以拒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四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问题上，或完全回避，或定位不准。不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融会了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精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

五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建构上，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融会中西马、面向新时代、创造新形态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不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体文化形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上述偏颇或谬误，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再深入，特别是需要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对话场域中深度开展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研究，因为这一维度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追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不是在一个文化真空地域发生的，而是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实施传播和本土化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一种前理解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不仅是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也同时是经过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媒介过程。这一媒介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结合问题，而是重新融会、重新塑造和重新出场过程。马克思主义借助文化大传播进入中国，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借助中国原初的传统文化之力。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文化版图上不仅不是一张白纸，相反，作为五千年文明大国，儒、释、道等各种文化思想都在中国生长传播了数千年，巍巍然有体系、有经典、有偶像、有教众。那么，一个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就必然产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必然与原初本土文化发生激烈的对话关系，那么，中国本土文化为何最终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历史上的佛学“西学东渐”曾经以某种“新道学”而被当时的文化所接纳，随后因为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与儒学、道学发生激烈争辩，那么，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何能够被中国文化所接纳、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的前理解结构问题。

文化人类学中的解释学派经常阐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对话，永远带有本土文化之镜。对话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镜间发生的。文化镜又是一种境遇，是文化场域凝聚起来的一种理解自我、认知其他文化的先在图式。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马克思主义传入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贯通性和穿透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除了恩格斯和列宁提到的“三个理论来源”而外，还是否存在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者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同时存在着两个思想传统：西方的和中国的？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自己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发现这一点是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表明，正如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系列思想理论来源一样，东方的，特别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从儒、道的“大同社会”理想，到大乘佛教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民族从来就不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资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语境，就立即被崇尚这一思想情怀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文化所认同、接受，因而迅速扎根、开花结果。前理解中的文化相似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当然，无论儒、释、道，还是何种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与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的思想形态，虽然具有某些当今社会主义可以汲取的优秀思想和社会因素，但是在总体上不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和发达社会基础上的，因而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这些思想还具有历史的消极因素，因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积淀越是深厚，则对于未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会越大。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次深刻的思想与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更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思想资源；我们不仅需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地继承，更要进一步研究这一优秀思想遗产如何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五千年思想资源史不仅使我们的理论创造有了民族自己的文化血脉，而且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不仅可以填补整个马克思主义创造史的东方理论史的缺失，更可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化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必然结果形态和历史转换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出场是全部历史出场的继续，也是全部思想史的真正继承和创新者。在这一文化脉络上，我们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立场、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才能够既坚决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西方文化的跨界平移，才能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思想成果在中国实践的应用或结合，而认识到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之根。我们也才能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所谓“儒家化”或者“道家化”“佛学化”，而认识到它是一种对传统任何思想的批判性超越，包括对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转换创新。没有批判、创新和转换，任何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的而不可能是科学的。马克思当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价值评价的态度在今天依然可以成为我们评介传统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尺度。一句话，传统价值只有在现代变革中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