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第1页）

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70多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有康德式的“分裂症结”：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存在方式主要在本文中。文本意义是通过翻译、通过知识分子的文本解读和传播而来的，那么，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当然在国外，载于书本的才是真理，而最接近原本的传播者和翻译者——大大小小的赫尔默斯就是信使，他们是真理的代表或化身，至少比芸芸众生更接近真理话语之源。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源泉和基础。按照这样的逻辑，千百万从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者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用自己的浴血奋战和辛勤汗水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成为检验国外传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两个逻辑究竟是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观点。那么，重要的选择就是“结合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主要功绩在于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现代性社会的问题。它的历史地平线依然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而它的最关键的三个基点就是：帝国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国情—革命实践经验。

这就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系列基本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场路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这一问题，《实践论》给予了科学解答：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后来的思想史实表明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自己的实践出发，当然离不开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的认识。但是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和结构的认识，是为了准确理解本国的“置身性”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等实际情形的了解和认识是理论的出发点。对毛泽东思想诞生、发展历程和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和意义，我们大多耳熟能详，正因为如此，一些被人们看似熟知、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东西，却往往被忽略了。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思想诞生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交往实践观的内在关系。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马克思、列宁一样，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诞生的历史地平线；交往实践观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哲学中心视野。与列宁所不同的是，思想者生存地位有着重大差异：毛泽东不是生长在一个沙俄帝国、世界中心环境中，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从边缘化的地位来探索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真理的。许许多多像毛泽东一样、生长在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边缘国家的革命领导人，都不仅具有对帝国主义的深切理解，即“中心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对自己所处国家环境特点的深刻认识，即“边缘意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一般性分析，而是为了对处于帝国主义全球化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附性社会各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采取何种态度的考察，回答“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为革命总路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当然，仅仅这样来判定毛泽东思想是肯定不够的。如果我们做些更有深度的分析，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个性和空间边界达到深度认知，那么，我们应当着眼于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等存在差异的历史根据。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其他相关思想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或空间上的三个差异。其一，与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思想精华。其二，与列宁主义及帝国主义论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边缘化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三，与交往实践观的普世性理论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土化（相结合）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点是论述如何从历史基础出发看毛泽东思想怎样从实际出发；后两点则从对话的角度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与当年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既限定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域，更限定了他们一代人的解答方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对这一背景有着十分深刻而准确的说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域就是如何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条件下“救亡图存”“救国图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谓中国近代史，无非就是资本—帝国全球化对中国的侵入、挑战的历史，是中国在西方列强威逼下一步步被动“融入”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体系，逐步被控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应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挑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显而易见的是，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没有西方列强用工业文明得来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将中国纳入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殖民版图，没有这样一种强制性的交往实践，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所必须解决的“救国图强”的问题域；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被帝国主义、红色全球化对立运动所取代而造就的新全球性格局，也就没有作为边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变化的可能，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思想是在一个边缘国家中关于如何应答帝国主义全球化挑战的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这一挑战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就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毛泽东之前，许多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用了许多思想方案来解答这一关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人们也无数次地谈到：由于前人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对问题本性的分析和解答方式走入歧途；只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出科学解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等等。这些论点固然不错，但是，这还很不够。一个为人们忽略而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代表的见解，尽管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挑战—应战”模式所言都是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挑战的应战，但是，究竟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演变的关系怎样？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从后思索”，即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视野来反思，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哲学逻辑？

一种可能的理解方案是：他们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不同阶段对中国影响的产物，也是中国本土对变化着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反应方式的演变。应答的逻辑与挑战的逻辑是完全对应的。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经历了前后两个基本阶段。与此相关，应答逻辑也分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两个阶段。

不同阶段上，在侵入中国的不同阶段上，就逐步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从而也激发了不同的反抗、反应和思考。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侵入中国的进程存在着三步日益深入的挑战，造成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激起了相应的反应。

第一步，中国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上的碰撞和对接，封建统治体系开始破裂的阶段。“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坚船利炮—长矛大刀”，悬殊的物质技术力量对比的结果，造成中国国门洞开、割土赔款、丧权辱国，因而被迫与西方国家、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进程直接遭遇，被迫走向现代性、走向世界；切肤之痛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大梦乍醒，朦胧地意识到西方物质技术的厉害，因此被迫向西方学“奇技**巧”，开展“洋务运动”。但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仍然强力抵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洋务运动只限于在物质技术层面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对接。中国第一次有了近代工业和工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的起始。但是只是在物质技术层面上的对接是肤浅而无力的，终究要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竞争中再一次落败。

第二步，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对接，制度变革时期。两个阶级扮演了冲击封建制度的领头雁——农民阶级和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大量破产，极大动摇了封建的根基。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军借助于天主教造反。这一方面说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影响中国的农民运动，“天国理想”已经与历史上的农民理想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阶级并不真正了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本性。这是一次错误的历史对接。当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全面侵入、社会结构加速转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已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上，以变革社会制度为重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被推到历史前台。从早期的市民阶级实行“康梁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实现了从形式上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云人物或领袖人物，从孙中山、黄兴到章太炎、秋瑾等，几乎无一不是留学海外、深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思想影响的人物。他们成为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制度和现代性制度正面嫁接到中国来的桥梁和纽带。然而，不真正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权，不在经济制度变革、在思想层面上有一个大解放，形式上的共和国是虚弱的。

第三步，在思想层面上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全面对接和碰撞。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代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造成国民心理的大开放和大撞击，“打倒孔家店”——以西方思想为蓝本，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是深刻的，然而也是片面的。“片面的深刻”正是这一运动的特点。“东西古今”的争鸣正是全球化在中国思想层面的集中表现。它反映、表现的主题正是全球化与中国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工人运动的崛起，两者的结合，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地理的大发现：一个对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红色全球化进程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新的交往格局改变了整个世界体系。一方面，作为大垄断阶段的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以战争相互排斥，而且特别压制殖民地的民族工业。因此，买办资产阶级代替了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本主义取代了民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外联合扼杀下，再也无力成为真正的民主革命的先导。反之，与大工业（包括买办资本主义垄断工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却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他们的政治觉醒和独立，成为在新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与之对话、救中国的领导力量。

为什么“救中国”这么难？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势力的强大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为什么“救中国”道路这么难寻？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进程有阶段性、成长性，对中国的影响渗透也有一个过程。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我觉醒、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救中国”的行动都宣告失败？这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和关联方式。

“新民主主义论”之“新”与“旧”的根本性差异，当然在于革命的性质、领导阶级和革命前途等不同。但造成这一切差异的根源仍在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曾经援引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界，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体系。“十月革命”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冲破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从而使“全球化”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成为两个相分离的概念。不仅如此，在全球化体系的对立格局中，红色全球化向度还上升为主导方面，决定了世界格局的性质和走向。任何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过去属于旧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体系，现在则属于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即红色全球化体系。

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关键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的转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1]我认为，世界体系性质的剧变、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格局转型由两大因素造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大垄断、帝国主义大量资本输出造就的对于殖民地日益加剧的高度压榨，没有就不会有民族工商业的迅速破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迅速衰败到难以承担革命领导重责的地步；没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就没有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诞生，他们不再代表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新官僚贵族利益。没有大垄断的迅速侵入，就不会有直接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压迫的工人阶级人数的迅速增长和他们的政治觉醒，也就难以造就民主革命的新领导阶级；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现实，因而两大全球体系的对峙格局就不会出现，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几乎仅限于欧洲大陆和美洲，限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宗主国、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在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中国，由于产业化和工人阶级不发达，对马克思主义零星介绍不可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然而，在帝国主义阶段，在中国买办产业化和工人阶级大量产生的阶段，十月革命的炮响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得到了迅速回应。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她的出身（以买办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主），就直接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可见，“新民主主义”的可能性，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新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体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产物。在这一新地平线上，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新的交往实践结构。一切旧的阶级，都沉沦到这一滚动着的历史地平线以下。只有在工业文明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平台上，农民阶级反封建、变革土地制度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民族工业发展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宏大历史背景。从这一实际出发，才能真正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这一原则基础上，《实践论》科学解答了两个关系问题：其一，来自国外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其二，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的关系。《实践论》强调“还原法”，就是将普适性文本意义、普遍化的理论还原到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因而将所有理论形态、结论和观点都还原为出场形态。语境就是历史实践，理论不过是某一历史、民族实践的理论表现。因此，当它需要跨历史、跨民族地传播和应用时，就不能直接地变成普适性的，而是需要通过本土民族实践的再检验。《实践论》凸显了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将实践直接作为一切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实践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究竟是原初理论的简单传播论、移植论、结合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新理解、解释和重新创造，重新出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观。《实践论》批判了一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不是原初理论结论的“现成在手”，照搬、传播和移植，而是“重新上手”、重新出场和重新创造。一切脱离实际、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本本主义解释学学风，文风不正，误导实践和群众，应当加以摒弃；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原则都必须在中国实践中重新加以检验，加以修正和发展，就是说，要根据中国实践重新出场。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作者中心论还是读者中心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学。如果是作者中心论，或者是文本中心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是原初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全盘照搬和简单传播，那么，接近作者或文本的“赫尔墨斯”就获得了比亲身实践者同时也是理解主体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不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迷信，那么，中国实践者，特别是作为中国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永远不能成为自主理论创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永远因为缺乏主体而停步不前。要走中国化自己的道路，就必须反对“理解的自我遗忘”，坚持理论来源于自主实践和自主创造。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动力。只有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中国化实践的理论表现和出场形态。

其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来源于中国实践，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中国解答。《实践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它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一切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话语根源，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指明了正确的来源。鲜明的“问题中心”和“问答逻辑”决定了：昨天的中国问题是昨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今天的中国问题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

其二，中国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实践，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依然靠中国当代实践推动。中国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充满问题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常规。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发展，中国化是与时俱进地转换的产物。不能将任何阶段性的理论形态僵化，因为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针对特定历史问题、在独特出场路径中的出场形态。因此，任何创新的中国化创新成果都有可能重新被僵化和教条化，只有在继续创新的实践中才能保持创新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工程，展现为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历史过程。任何阶段性的中国化思想成果都是这一历史之路上的伟大“路标”，不过是那一阶段上“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的出场形态，而不是封闭未来发展道路的障碍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入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阶段，“中国经验”需要上升为中国理论，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三，中国化实践是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年马克思特别反对将他的“仅限于西欧”的历史观结论变成超然于世界的“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基于一定的民族实践，因而都具有产生真理的民族实践边界条件的限定。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在俄国的传播必须受到俄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俄国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差异性的民族和国家的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而重新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