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第2页）

其四，中国化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飞跃、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曾经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从而保证其胜利。我们的理论、学术、观点能否最终去指导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这是理论的目的。一切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都是正确的理论；一切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都是正确的观点。

30多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样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过程。

第二个基本问题：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实践解释学路线，是否排斥对中国以外的全球问题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的确，狭隘的经验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中国国情不同于国外，中国问题不同于西方，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只需要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反思与总结。他们把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探索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将之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截然区别开来。这至少是一种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的“中国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误解。

究其原因，是因为分析中国的实际需要一个全球维度。对中国的实际、特殊国情首先需要在“世界”和“中国”的贯通上去加以分析。就矛盾特殊性而言，造成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与“中国”关联作用的结果。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社会性质的在场前提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造成一个时代矛盾普遍性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脱离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这一矛盾普遍性根源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这一矛盾特殊性。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社会实际的特殊性质，不了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国情。反过来，认识矛盾普遍性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准确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对实际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矛盾普遍性上，而还要以矛盾普遍性、共性为指导去重点深入地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

其次，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世界的两极化，从而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出场语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就是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差异的实际出发，当然离不开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的认识。只有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和结构的深刻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本国的“置身性”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尽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差异造成了问题的差异和出场形态的差异，但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的只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不同方面而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联手，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中国的简单“传播”或“跨国平移”的结果，而是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加以重新理解、重新创造即重新出场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绝不仅仅是撇开对全球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单纯“中国视域”的产物，而是对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仍然将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结合关系呢？这一结合绝不是康德式的形式主义的，不是作为先天（对中国人而言是已经存在的）“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作为后天“经验事实”的简单结合，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实践的解读与对话。本体是实践而不是书本。书本与实践相比，是第二位的。《实践论》指出：马列主义不过是别国实践的思想产物，“直接知识”在传播中转变为“间接知识”，在移用到陌生的实践语境时，必须要重新接受新的实践检验。这里就发生交往的双重性：别国的实践与本国的实践的交往关系，以及别国的马列主义与本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

从实践交往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当然是处在同一时代。两者的根本差异是：两个思想家所处的国情不同，面对同一问题的角度不同。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一极是帝国主义国家，作为扩张的中心；一极则为备受欺凌的外围国家或边缘国家。列宁处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沙俄帝国虽然不是强国，但始终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列宁站在帝国主义风暴中心，他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进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则处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他的问题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边缘化地位如何去反帝、反封建，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帝国主义全球化造就“中心—边缘”格局中，两个思想家正好站在对峙的两极。在两极实践上产生的思想在其原初语境中都是真理，但是一交换语境，就有可能产生谬误。他者实践产生的思想依然需要本土实践的检验。立足自我的实践，是真理探索的根本立场和基础。

从思想的交往与对话来看，他们的思考和对话恰好呈现一个革命的“中心意识—边缘意识”的互补结构。而毛泽东站在边缘的革命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解读是更为深刻的本真性解读。从马克思主义话语史上看，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他们几乎都是生长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中心或次中心国家的理论家，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眼界都带有“世界中心”的意识，即代表着“普世真理”和“人类大同”。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是第一个边缘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如果说，帝国主义造就了分化的“帝国中心—外围国家”的两极，那么此一历史基础同样“决定”革命形态的两极：“十月革命模式—中国革命模式”。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所做的那样，将处于帝国主义风暴中心的列宁十月革命的做法照搬于中国。作为边缘化国家的民主革命，必然建立“边缘化革命”的理论，采取“边缘化革命”的策略和方式。从“到敌人统治薄弱地方去”、按照“井冈山的道路”建立“红色根据地”，采取“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农民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主体力量策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到作为“游击战”上升为“战略问题”等军事思想的形成，我们都能深切地看到边缘化革命理论和战略如何适应了边缘化国家的革命需要；正如俄国革命直接从中心城市开始进攻的战略也适应作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需要一样。因此，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告诉人们，看问题、做决策不仅要考虑客观的全球化宏观格局，而且要考虑主体自我的生存境遇，不要有“理解的自我遗忘”；要从自身独特的生存境遇、革命实际出发，然后确定自我与全球化的交往关系，而不要从主观想象、从本本出发。《论持久战》的战略，就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双方的交往实践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与全球性格局的关系，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

立足于自主实践的解读与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解，构成一个解释学框架。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在本土的传播，实际上是实践主体根据生存的本土体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也就是“读者”与“作者”的全球性、跨时代、跨文化对话，一种差异性主体间的精神交往结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与列宁、斯大林对话，与俄罗斯对话，与十月革命对话，然后借助这一对话而与远在欧洲的已故幽灵马克思恩格斯对话，与更为差异的西方文化对话，与更加发达的资本帝国中心的工人运动对话。这一对话早期是非常艰难困苦的过程。究其原因，不仅由于文化差异和全球性背景的转换，也不仅欠发达的文化环境，而且还由于对话路径——“赫尔默斯”——信使的缘故。共产国际曾经是“赫尔默斯”，王明等28个半是“赫尔默斯”，他们掌握着“圣经”文本（俄文、德文版的著作，普通工农大众很难读懂），也掌握着经文的解释权，因而控制着对话结构。他们当然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解释的“合理偏见”即教条主义，狐假虎威害人不浅。这里当然有一个解释学理念的变革问题。按照共产国际、王明等人的解释学理念，就是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甚至是信使中心论。读者应当拜倒在作者幽灵、文本神明甚至信使智者的脚下，聆听教诲，而且不得有半点疑问。毛泽东等人强调“此在”、读者、实践者中心论，认为真理标准在于读者所从事的活生生的革命实践。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动力、检验的标准、最终的目的都在于革命的实践。《实践论》如是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实践解释学的基本原则，进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一灵魂的出现和概括，如果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对话，没有在这一问题上两极争鸣和论争，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翻转。作者服从于读者，文本服从于实践，信使成为参谋，现实的实践者、人、革命实际高于一切。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的权力从全球化的彼岸世界变回到此岸世界，对话者首先是实践者。这一切都改变了全球性对话的交往结构。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一样，是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形态——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又不一样，是关于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边缘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人民如何有效实行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翻身求解放的理论，因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边缘化的中国”是全球帝国主义一切本性最充分实现的完成体，也因而是其矛盾激化的焦点，在这一制高点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问题学问题学的一个逻辑总体。差异性制造了马克思主义解读者理论创新的高峰。列宁和毛泽东，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端，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出了相互补充的差异性理论，在两极对话中共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这涉及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中国立场”与“中国形态”。陶德麟教授所倡导的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需要在深层意义上理解。实践解释学路径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以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聚焦“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专利。因为，如果说解答问题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行动，那么，“中国问题”仅仅是靶子，而问题本身不能保证射向靶子的箭为何箭、来自何方。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可能来自全球不同区域、持有各异的政治与文化立场的人，解答视域与解答方式也千差万别。

立足于外国立场、持有外国视域来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国外“中国学”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由来已久。国外的“中国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到欧洲、美国的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以及各国外大学内设的东亚研究所、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各种基金会和教会支撑的研究所，甚至各位汉学家，都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或多或少的思想借鉴。但是，由于研究者政治立场、中心话语、价值向度的差异，无论对“中国问题”的选择、研究和解答都不可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聚焦“中国问题”，更要有“中国立场”。任何探索、研究和解释都不可能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西方中心论”决定了来自西方的研究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见。马克思在研究东方问题时，也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将“仅限于西欧各国”的结论简单平移到东方社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实践解释学路径，包括了鲜明的中国立场。所谓中国立场，就是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主体价值应当站在中国本土的、民族的和大众利益基点上，站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基点上，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研究。我们的存在决定了立场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会有“理解的自我遗忘”。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任何理解都有前理解的条件，立场肯定是其基本条件，它构成了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价值指向。立场不同，对“中国问题”的选择就会不同，提问方式也必定大相径庭。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以明确方向。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问题大国，可以打开、可以追问的中国问题可以车载斗量。但是，究竟何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答的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这是理论创新和思想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向，取决于主体的立场选择。不同主体有不同的立场，因而才有方向的各自不同的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才有“以己之矢”放射“自己之的”、研磨自己本土原创理论的强烈冲动。“拿来主义”固然能够解一时之需，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真正有合适的箭，必须自己创造。必须推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转变。自主创新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是关键。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稳固的发展创新的动力。为了其他目的，可以有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但是难以持续。不断解答中国问题、创新中国化理论需要“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只有为了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不断进取、创新率先、解答难题，才可能形成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创新理论。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才有正确的终结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于解答中国问题，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服务的效果，也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标准。

基于中国立场、研究中国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中国化理论形态。仅限于西欧的一系列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理论框架与表达方式，是否完全可以平移到中国，是否存在着东方的或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对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作为最好的典范，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这涉及如何看待“双百方针”与民主建设等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制度保障问题。

在百家争鸣中展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条件，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三大理论来源的科学解读，没有与同时代人的积极对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没有马克思对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成果：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从地租理论到东方社会史等的不断研究，就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走入本土化，始终需要与时代的和本土的思想的结合与对话，不断榨取新鲜的思想源泉，才能保持思想的活力。列宁如果不及时观察布哈林、卢森堡等人著作中研究的“帝国主义”，就不可能系统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与中国化的思想语境的对话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本土传播的过程，就是大对话过程。“五四”初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大论战更是如此。应当说，百家争鸣是打磨马克思主义的砺石。没有了砺石，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发展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种见解曾经长期统治我们的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所有西方和东方的非马克思主义都彻底腐朽、只有遭批判的份。这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可以肯定：它们在总体上不正确，并不代表它们就不是时代的，就没有价值。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的和东方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之所以还在深深地影响人们的头脑，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的问题是时代的，它们的解答也具有时代性。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事人头脑中的表现和反映。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如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就必然要与它们对话，汲取其精华。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是基于时代底板而展开的时代精神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关于时代本质的对话。这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推进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肯定得益于此。比如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它的产生首先是来源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与矛盾状况的准确判断；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等）的继承发展，但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和合思想”、西方哲学、社会学、空想社会主义“和谐思想”以及系统科学“系统有机体思想”等一系列思想资源的汲取。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文化，与作为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展开对话，构成文化矛盾，这是社会思想具有活力的表现，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的基本路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应该惧怕争鸣，相反，只有在对话和争鸣中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保持创新的生命力。

历史的社会结构赋予了邓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伟大的认识主体身份，他的丰功伟绩就在这里。而创造让邓小平复出重大条件的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意义也在这里。邓小平同志说过：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主体其实依然是一种社会身份。不改善社会体制机制，不进行社会变革，不推进民主，就不可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成为实践与认识的主体，认识论循环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总结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民主使人民在经济领域有可能当家做主具体化，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我发展、自己决策的主体，才可能保证经济发展有公正的规则，才不断促进认识论的循环向“更高一级程度”的跃迁，使每一个人有创业、创新、创优的机会，从而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创造今日中国的辉煌，也在这一创造辉煌业绩中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体两翼一体两翼”的创新和出场路径越来越清晰明了。作为“一体”，就是一切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创新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所谓“两翼”，就是立足于以自己的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积极展开与一切时代思想的对话，推进民主建设。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彻到底，不仅需要完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更要有正确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研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