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视域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第2页）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否真正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不仅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对象的传统文化中有无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相似性和贯通性因素可以被汲取，而且，涉及作为中国化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态度。

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党的第一代创始人和领导人，大多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似乎这一文化态度也的确符合马克思“否定的辩证法”的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两个决裂”的观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的“无情批判”的文化态度，体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革命态度。当然，正如恩格斯强调的：辩证法也有其“保守的方面”，肯定一切仍然有存在条件事物的存在合理性，也承认传统对于创新文化的积极意义。作为“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文化革命主要旗手，陈独秀在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著文《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激烈地反孔教传统。虽然陈独秀对道、法、杨、墨并不一味否定，对儒学的意义也有肯定，但是，他强调孔教的文化变革是崇尚西方社会新伦理的必然选择：“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氏在答复“佩剑青年”的信中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李大钊也说：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同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同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

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五四运动”中文化启蒙思潮中的普遍态度。无论是鲁迅、胡适、钱玄同等，都是需要借助文化变革来解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按照马克斯·韦伯原理，文化转型被看作社会进步的主要根源。因此，不变革文化，社会就不能进步。文化变革越彻底、越激烈，就越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因此，“打倒孔家店”就势在必行。这也是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革命表现为文化的浪漫主义，隔断历史文化传统，极而言之也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文化“左”的偏向曾经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极大挫折。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都源于文化的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本土实际，都采取超然漠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因而导致了他们的教条主义，背离中国革命实际，从而必然招致失败。如此看来，文化态度与思想路线是内在关联的。

同样，纠正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如果没有文化态度的转变，是难以成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文化态度的激进主义是如出一辙的。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深层、更隐晦，影响也更持久。可以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对话中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必然表现。教条主义是表现形式，是表象；而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本质，是根本。如果只纠正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而没有纠正和转变文化态度，那么，前者的纠正就是治标而未治本，借助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迟早会死灰复燃。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不仅纠正了错误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更是转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全盘否定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被“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取代。“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态度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话乃至对接的精神条件。因此，延安红色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究其文化态度转变方面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方面，当然，早年的新儒学和东方派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正相反。他们依然用中国传统儒学或佛学道学抵御马克思主义。维护“国粹”的《东方杂志》主编伧父（杜亚泉）以及围绕在这一杂志周围的文人群体，等人则对儒学文明持守旧态度，在坚持国学为本的原教旨主义方面下了大工夫。他们与新学派领袖们展开激烈争辩，为保全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而奋斗，拒斥一切有可能伤及儒学道统的外来思想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表现为弱的文化保守主义。

超越“左”与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持的文化态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拒斥，也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有批判、有否定、有继承，继承一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华，淘汰一切文化糟粕，发展现代民主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待一切中华文化遗产，要坚持历史的批判分析态度，即在改变中国实际的实践中的辩证法态度。这一态度，需要我们着力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绝不能轻易采取全面拒斥和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采取不加分析照单全收、全面接受的泥古主义态度，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全面地深入地研究。

其二，要以历史尺度和当代实践需要双重标准，科学评价传统文化的一切。所谓历史尺度，就是要历史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的历史原因、历史根据，考察其历史结构和形态，评价其历史在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就是把传统文化还原到一定的历史链条中加以考量。所谓当代实践需要的标准，就是看以今日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作为评价和取舍传统文化的标准，古为今用，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在新的生活实践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活力，在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新的语用、新的意义。如毛泽东同志对于“实事求是”的沿用改造，对于古典文献的新释，再如新时代对于和合文化延伸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创新性解读，等等。历史尺度是评价底线，而当代实践需要尺度则成为应用标准。

其三，只有充分地榨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功地创造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4]当一切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没有被新的文化所汲取之前，传统文化就不会完全退场，其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而当新的文化没有完全覆盖传统文化的功能之前，新的文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真正巩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必定要经历辩证的否定过程，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对“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必须要有三个关键的环节。一要全部充分榨取以往传统文化的一切“不受反驳”的合理成分；二要克服一切传统文化所难以解答的文化难题；三要有更大文化包容性、解释力和历史功能。

其四，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发生创生性转化的绵延过程，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转型，也是辩证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创新。我们既不能无限地夸大它们之间的断裂，也不能泯灭两者的实际的质的差异。这一脉相承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完成。

第三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与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相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这一问题虽然提得很尖锐，但无可回避。这不仅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也不仅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批判地继承了多少合理的、优秀的成分，而是更进一步追问：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过自己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究竟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中西马对话中融会贯通，创造出民族的、时代的主导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今主要继承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首先，“继承”是一个需要语义学深度加以分析的辩证概念。如果说，在全盘照搬、全盘接受的意义上谈继承，那么，至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主要继承者。甚至所谓主张与现代化融会、秉承“内圣外王”血统的新儒学也不是。而新道学、新佛学更不是。其他林林总总的新国学都难以标榜自己能够“回到历史去”，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地继承传统文化所有的衣钵。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观念，所有今日的理解和解释，都渗透着“效果史”，都是在历史间距前提下的古今对话，都难以完全泥古不化。那么，有的只有对传统的本质性的理解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在辩证批判基础上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

其次，究竟继承什么传统？有“外象”传统和“本体”精神的原则差别。所谓“外象”，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的表象。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象，就是“依葫芦画瓢”，全盘按照所谓传统留存的语言、仪式、教义、规程追求所谓“形似”，而未深究其内在精神本体。这就是百姓所说的“架子货”。装着样子，骨子里并没有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真正意义。所谓“本体”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根本价值、精神风骨和特质品格。只有本体精神，才是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所谓文化传统，可分为“死的传统”与“活的传统”两类。所谓死的传统，就是曾经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一定的路径出场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精神，而由于历史语境的根本变化而退场，归之于泯灭，消逝在历史之中，于今天的生活世界中难觅其踪迹的传统。究其原因，主要是不能随机应变，与时俱进。而所谓活的传统，就是在历史上出场，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存在并发生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活的传统的影响当然有积极和消极甚至反动的各种不同。我们不能采取后现代“平面化”态度对待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将进步与落后的分野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直接面对的是活的传统，间接地遭遇死的传统。无论是何种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都采取集历史主义与实践需要两种标准统一评价取舍的文化态度，都采取最大化地榨取一切优秀合理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按照历史主义还是实践需要标准，都必定是可以被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部分。坚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态度，我们认为：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场，也只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只有不断重新出场才能持续在场。重新出场的当代中国文化在内容、特征和气质上不可能与传统文化完全同一，需要有创新性改变，需要有现代创生性转化，抛弃一切不符合时代需要的陈腐东西，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融会全球文化中的新的优秀成分，才能重新出场。而只有优秀传统才能够被历史地继承，才能够融入当代的中国文化，成为积极支撑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精神因素，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恰好相反，它是这一历史文化形态的终结者；但是，它又是这一文化一切优秀因素和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包含着问题和解答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也是传统的“中国梦”。它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两大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向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这一梦想的实现，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年华，留下了可谓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然而，无论是儒学的，还是道家、佛学的解答方式，无论入世的还是出世的，尽管有或大或小的社会影响力，但是毕竟最终都流于空想。儒学以“内圣”开出“外王”，以圣人之言治世，主张“圣人制礼以束人心而达礼治”，没有能够抵抗外来列强的侵略与大清王朝的灭亡。新儒学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价值观，最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败北。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尽管可以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价值观统一，与社会自主观协调，但是也无法抵挡自发的危机和冲突的来临。佛学主张的“普度众生”式的佛教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地藏菩萨“地狱不空绝不独离”式的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和拯救全人类的抱负，虽令人肃然起敬，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终究是一个彼岸世界的虚幻故事。走向真正解决两大关系问题的现实科学道路，实现中国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超越资本道路后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和异化，走向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走向这一目标的切实的道路。今天的中国梦，就是传统五千年中国梦的继续。

其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容的；不是表象的，而是本质精神的。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应当在文化领域占指导地位，不是空的形式主义的权威性，也不应当仅仅是政治领导，而也应当是文化领导。而只有真正成为榨取一切其他传统文化优秀成分、代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方向、充满文化包容性和生命活力的文化形态，才能有资格承担文化领导。确立文化领导的权威，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文化功夫：一是文化基本问题的对接贯通，即所有被领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各派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聚焦高度一致，而且后者要实现问题转换，比原先提问境界更高、更科学、更具有文化生命力和拓展力；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榨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可以榨取的合理和优秀成分；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新方式更科学地解答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的基本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

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以思想体系出场的真理形态，而且是以一种价值体系出场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实践经验的对话融会中努力创建当代中国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

所谓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是指中国当代文化形态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思潮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形态林林总总都将存在。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其本真意义，但是不能用专政手段排斥其他思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理解和解释所造就的各种形态，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学等各家各派依然会长期存在。但是，占社会主导和主体的文化形态，只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首先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种实践的制度和道路，也是一种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因而在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拥有毋庸置疑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形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代表着社会先进的价值观念。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最广泛的文化包容力，它不但随着时代彰显着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尽可能地融会中、西，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精华，同时也以开放姿态大力汲取西方优秀文化因素，在新的文化场域中造就新的文化。它由于自身的原因，它本身就是与中、西文化都内在贯通的，最有可能、也最有资格来融会贯通两者，成为新的当代中国新形态文化的主体。

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最富有实践性和变革性，它在与当代中国积极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变革中紧密地相互作用，不断在文化创新变革的实际生活中触摸到时代脉搏，把握问题的前沿，汲取生活的营养，获得创新的源泉，并以自己的先进文化理念引导大众，指引社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