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02（第4页）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鸾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寺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百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繙《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侯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五《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后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阳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归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羼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余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复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字。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初学集》一五《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一等。）《有学集》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尽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十《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夫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卷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歠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正，南薰独数松圆翁。（“薰”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至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邨〔祗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见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杨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杨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未能确言。其词云：

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三《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匪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五《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繇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诗，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但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诗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