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02（第2页）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君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君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疾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兹节录《痛史》第二十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寅恪案：《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远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阴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五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类，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复见。乃取程孟阳所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复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之，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

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岩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兹附录其《愚庵小稿》十《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复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朱《书》云：

又，同书一三《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讥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雠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兹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乱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然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案：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兹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丛书”中《绛云楼俊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斋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牍》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有学集》三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兹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为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录其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致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潭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织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绿，湖光颓澹寒青蛾。暝香湿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杯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剌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一五《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案：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一五《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四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六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山东孔有德事”。依《明史》二三《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未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兹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蒙蒙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湿路箫声歇，白蝶迷魂带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审动定。我兄可纵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畅，颇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巷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案：李雯《蓼斋集》二二《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一，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谿。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唱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

《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其第一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一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二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

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

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据《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一三《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岭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既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为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间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征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两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亦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复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检《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二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并宿于其山房。并同集一九《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至于“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一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皇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二八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四《陈李唱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城”耳。（可参《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八《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父轨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二九《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九《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四六《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处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至所言“张三作侠”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预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题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昂之传》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