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第4页）
继在晓庄师范讲话之后，他多次以“生活教育”为主题进行论述。根据记录所留下来的线索，有《生活即教育》（1929年冬，在早会上的讲话）。从《生活教育》杂志的记事来看，山海工学团和“生活教育社”的成员自1934年到1936年都包括陶行知，而且能够从中看出他三番五次围绕“生活教育”理论，反复地进行讨论。1936年，他组织“国难教育社”，以救国会运动的领导者身份进行活动（7月14日，由香港启程到海外），这一时期写的文章有《生活教育之特质》。[4]
下面，将这个1929年的记录（甲）和1936年的文章（乙）进行仔细研究。
（甲）“‘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很流行的名词，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现在，我把他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
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在这个地域上，我们已经确立了五个目标，这是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过这种生活，也就是接受这种教育。要过怎样的生活，就接受怎样的教育。（同克伯屈的谈话，接着这个讲话的这一部分）
怎样看本书呢？学生只是读书，教师只是教书。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书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书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书是不可以死读的，但是不能不用。
前年因为天干，晓庄的‘学园村’饮水不足，学校打了一口井。与全村共用。围绕水井的利用，召开了村民大会，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举出‘社会即教育’的具体例子。
总之，没有把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把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先死与学死所造成的国是死国，所造成的世界是死世界。”
（乙）“①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空闲工夫去学。有钱、有闲，才能念书。那么无钱、无闲又怎么办呢？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
②行动的：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理论为的是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
③大众的：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在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④前进的：有人说，生活即教育，那么又何必要我们去办教育呢？
同在一社会，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是过着落后的生活，但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
⑤世界的：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所有的地方都是生活的场所，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
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须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整个的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⑥有历史联系的：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地做一只小泥鳅。
第二，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
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就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在这里，我们暂时听听他自己对从美国留学回来20年左右的各种活动的回顾吧。下面是他1935年的发言。
“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5]
那些被排斥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外的孩子们，和不能读写的二亿成年男女，全部是平民教育的对象。而且当时他认为“教育统一能促进政治统一”。由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由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教师培养，到对“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在1933年所写的文章中，将深受蒋介石独裁政权之惠的特权阶级，用我们不太熟悉的语言，称之为“小众”，以完全区别于被压迫的“大众”。
“生活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中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
作这种规定概念式的论述，让人想起他的导师杜威从生物的生存和成长角度论述的“所谓生活，就是通过对环境的作用，而更新自己的过程”这一理论。一读《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导论部分，就可以明白杜威所谓的Life是由“生命”向“生活”展开的。对“生命体哲学”的深入思考，也许并没有对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的气质有所熏染。进入30年代后的“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现实，驱使他思索更为迫切的问题。
走进教育普及的对象，亦即应该享受教育的主体——大众中去，和大众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教育究竟是什么？而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如何解决他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以什么作课题，以什么作内容和方法的呢？关于这种追求的一个目标，他认为“在大众解放以前，生活斗争对大众来说，是唯一的教育”。他对生活教育下定义说：“生活教育，是大众自己进行的教育，是大众为了生活和解放进行的教育。”
（三）对陶行知思想的批判和内部批判
在前面已经谈过陶行知经营晓庄师范时期，教育界和新闻界对“陶行知主义”进行了讨论。对他的实践和教育思想，作了怎样的批判呢？下面就其要点作一番整理。
①从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时期，有像杨贤江等尽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共产党员。他自1922年到1926年，除集中精力在《中国青年》《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外，还在此基础上汇集了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于1929年5月出版了《教育史ABC》，1930年1月出版了《新教育大纲》。在《新教育大纲》中，讨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认真分析了蔡元培在民国元年提出的“共和时代，教育能够超越政治”的主张，还列举了欧美教育史实，以及昭和初期，由日本统治阶级进行的教育文化统制事例，作了下面一些论述。
“即便是只看看日本的情况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与一般政策是不可分的。有的人论及近代教育‘能够超越政治’，还有的人相信进行教育实践，可以不问政治。这些议论最终是无法通行的。”这里所说的有的人，前者指蔡元培，后者虽没指名，但批判的是当时知名的陶行知的见解（例如《我们的信条》等），对陶行知的热心读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②193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以《陶行知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行知主义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为题的文章，署名为“子钵”。这是对《中华教育界》1931年9月出版的第19卷第3期发表陶行知的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和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批判。
③1935年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翌年2月，生活教育社组织了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全文就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方法等涉及八条。在方法之下他写道：“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它传给大众，使它在解决国难上产生力量。”
1936年2月7日，《大众生活》杂志第1卷13期，对此发表了批判文章，署名“庶谦”的《对于〈国难教育方案〉的意见》一文严厉地批判了他，认为这个方案的整个基调，并不是出于主张“生活即教育”的陶的原有方式。今天所要求的，是对大众救亡教育的实施，而不是对个人生活教育的实施。“在行动的基础上获得真知”云云，实际上是将国难教育反弄到反动阵营的实验主义，“买办”教育中去。
生活教育社的成员王洞若写了《由生活教育到国难教育的理论联系》（生活书店1937年4月版《生活教育论集》）一文，回答庶谦的批判。他说：“陶行知先生过去的生活教育理论，也许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先生这一两年已经踏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庶谦先生把‘生活即教育’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这两个命题完全不同。‘生活即教育’是杜威理论的发展，和对杜威理论不足的克服。”生活教育负有特定的历史性任务，亦即必须实行正确的国难教育。
“庶谦先生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强调人类在生活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他忘记了目前社会性实践的主导意义。我想：‘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这一句话一定不会有什么错。”
王洞若在文章的最后，呼吁读者们读读发表在《生活教育》杂志上的满力涛的连载论文，参与讨论。
④山海工学团成立于1932年10月。翌年组建了生活教育社，机关杂志创刊于1934年2月。在工学团经营的过程中，围绕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反复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的记录发表在《生活教育》1934年5月16日，10月1日等几期上。署名为“满力涛”的论文，集中了生活教育社内部的讨论，目的在于克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在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