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第3页）

三、寻找中国教育的“出路”

（一）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几十年……”

虽然文章很短，但可以说是从正面论述这一问题的一篇。这是从日本亡命回国后不久，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中发表系列随想连载中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思想的母亲》（1931年11月写作）。

他在1922年到1927年而创立的“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对杜威“学中做”（learningbydoing）理论的批判性运用。

“只有行动才是思想的母亲”这一观点是“自由谈”随想的趣旨。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杜威先生分析反省的思想之过程例举了如下步骤：①困难之感觉；②审定困难之所在；③设法解决；④在许多方法中选一最有效的试试看；⑤屡试屡验之后再下断语。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做不通而发现困难。便想出这种法子来解决困难，不到解决不止，这是科学家，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设想，设想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他对自己的生活感世伤怀，写了许许多多“诗歌”1931年出版了《知行诗歌集》，此后还相继出版了《续集》和《别集》。他死后，1947年出版了郭沫若写“校后记”的《行知诗歌集》。1981年在其“诞生九十年周年”时，新出版了纪念性的《行知诗歌集》。对几种旧版收载的作品加以整理，收入诗作五百二十篇（附录译诗十首）。

其中一篇题为《两位先生的对话》，只有八十行的短诗（1931年夏），采取的是“设计教学法”先生和“教学做”先生对话的形式，大意如下。

设计教学法先生：

“教学做合一，

学做教合一。

玩来玩去，

只是老把戏，

还不是设计，

大同而小异。”

教学做合一先生：

“大同而小异？

西施少了一个鼻！

教学而不做，

正合士大夫的老脾气。

早上设一计，

晚上设一计，

心里设一计，

笔下设一计，

衔支香烟喷口气，

又是一个计！

比出汗儿写意。”

1931年2月，美国教育学家C。W·华虚朋访问上海，他是沃内加计划的推进者，在欢迎他的上海租界附近的教师们中间，有一个时期，从事设计教学法的实践的热情再度燃烧。这就是“两个先生对话”的背景。所谓“设计教学法”是民国初年以来projectmethod的译文。

说起“设计教学法”，这个方法的提倡者克伯屈曾于1929年参观了晓庄师范。陶行知记述了和他之间的会谈，仅就记述看来，他们之间就“设计教学法”没有取得一致看法。

陶行知在谈他读杜威的最近著作之后，克伯屈也谈了自己的感想。杜威的新著作是指《苏维埃俄国和革命世界的印象》（1928年在杂志上连载，于1929年刊行）。陶行知说：“杜威先生的理想，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实现，而在苏维埃俄国却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实现。”他接着说：“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的。”

——自己尽量地将先生的理论学成而归。在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这种旧观点、旧习惯很强烈的中国，杜威先生的理论是对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但是一旦抱着解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的农民及其子弟的问题时，先生的理论又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实践。这就是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恰好倒过来，形成自己“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据。另外，先生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同的社会体制、“民族土壤”等问题上的看法，不也是从旅行俄国的具体考察中得来的吗？

从与克伯屈会话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陶行知的想法。

以杜威为媒介，通过对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的深入考察，深深打动他的，是由对理论的关心，转向如何设计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民族未来的现实课题。这一点，读者在他的《苏维埃宪法草案中之公民权》一文中自然能看得很清楚。

（二）“小众教育”和大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