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第2页）

在这些日子里，他反复地酝酿着“到农民中去”这一构想。

（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友们

在跟杜威学习教育学的留学生中，蒋梦麟是陶行知的师兄，1908年自费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之后，在1912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以后，领导了介绍新教育思潮的工作。

除蒋梦麟、陶行知是杜威的弟子之外，胡适也是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同年、同乡，又是同学。胡适运用跟杜威所学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方法，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文学革命和“国故整理”的倡导人。

另外，比陶行知小一岁的陈鹤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在同一时期公费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克伯屈和孟禄，学习心理学。陈鹤琴同陶行知一起编辑《平民千字课》，而且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与陶行知共同努力。陶行知为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1925年初版）作序并加以推荐。

在1920年的上半年，思想、立场不同的知识分子们，却在向军阀政府提出要求时，屡次保持一致。1922年4月25日，陶行知、胡适同蔡元培、李大钊等一起联名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极力提倡在“宪政、公开、计划”三点之上进行政治改革。

1924年，陶行知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写道：中国政治不能统一，但是教育要统一。我们深信教育的统一能够促进和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确，这表明了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愿望。其后，由于经历了晓庄师范经营的挫折，以及他不断地深入“到农民中去”的实践，进入30年代前后，他猛烈地批判了他的同学胡适的政治见解。

1919年春天，他号召教育界的朋友读一读杜威的著作《平民主义的教育》。杜威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DemodEdu的中文全译本在晓庄师范建校的第二年，即1928年3月出版。在《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扉页，写着“原著者杜威、翻译者邹思润、校订者陶行知”。

邹思润本名邹韬奋，是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同事。

二、由“知行合一”到“知是行之成”

（一）回归到“民族的土壤”中去

早在留美以前，陶行知从19至23岁在南京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中过学生生活时，青年陶文濬在此赶上了辛亥革命，他宣传孙文的革命思想，而且亲自组织演说会，另一方面，他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为其中“知行合一”的学说所倾倒，并改名为知行。

在此之前，17岁的陶行知进入杭州教会系统的广济医学堂上学，但是，他对学堂当局给耶稣基督教徒的优厚待遇和对非信徒区别对待感到愤慨，半年之后就愤而退学。大致与此同时，以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郁达夫（郁达夫比他小5岁）也是杭州杭府中学堂的学生。对国文很是自信，可一想到今后英语很重要，中途就退了学，之后进了教会系统的之江大学。但是，不久就厌恶这里的气氛，并在日记中写道“这教会学校是座地狱！”

陶行知留美回国之后，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旅途上，曾寄给妹妹一封信，对自己深刻地反省了一番，谈到了从教会学校到留美时期的学校的生活。对形成自我和引起今后对生活进行摸索的兴趣，有重大影响。他说：“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都是很大的缺点。”

他写“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一文的第二年（1924年），致函编辑《平民千字课》的协作者朱经农，谈及这本书的要旨。为了更加普及《平民千字课》，他提出了“怎样办才算好？”的问题。

“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类的书。我时常想，这些书如何还是这样畅销，得了两个缘故：一是长久的历史；二是普遍的分销。《千字课》对于第一点是不能和上列各书抗衡的；但《千字课》亦自有它的长处，尽可以和它们相抵，并可以胜过它们。但是第二点，很可以做我们推广平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我从前说过，如果《千字课》只能推销一百万部，就要算平民教育的失败。”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直到1926年初，才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了“平教会”分会。1926年9月，各地的平民学校教科书《千字课》的发行数目达到了三百六十万册。

开始筹建晓庄师范时，他就带领学生为校舍建设和农田建设，流下了辛勤的汗水。而且在图书馆还张贴了一张“书呆子莫来馆”的标语。从1927年3月建校到年终，在每天早晨“朝会”中作演讲，另外写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是对王阳明先生的学说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不同看法。

另外，在第三年度的《生活教育》杂志、1936年6月1日号上以《新大学》为题的文章中，这样地写道：

《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从前的“大学之道”。新的“大学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看来，它就变成了“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亲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

其后的重庆社会大学就把这种“新大学”想法付诸于实践。1946年1月，在他所读社会大学的构思中，这样讲到：

“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宋代程伊川把《大学》旧本“在亲民”改读为“在新民”之后，在朱子学中又读为“新民”，明代王阳明认为旧本好，在阳明学中读“亲民。”

从陶行知的“新大学”所表达的思想到社会大学构思，这两种设想都不过是古代解释的变异。

23岁的他，时常提醒自己：“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但‘中国化’之路尚未起步——”对“杜威学生”的陶行知而言，自此，必须回归到“民族的土壤”中去的动机，一定始终与他相伴随。

（二）“亲知”才是知识的根本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在1927年6月3日的“早会”上，他首次这样讲。在这个讲话中，他引墨子为例证：“《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拒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同年秋天，他作了两个讲演，一个发展了“教会合一”的思想，将其整理补充为《教学做合一》（11月2日）。另外一个是补充叙述这一论点的《在“劳力”上“劳心”》（11月3日）。此外，同年撰写的文章有《“伪知识”阶级》。

他在晓庄师范入学口答考试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孟子的言论如何？”他自己这样叙述：中国的学者们自古以来就解释“致知在格物”，以此来探究科学原理和知识，朱子则提出“即物穷理”这一理论，王阳明由“格物”反转到“格心”，由此踏入求知的迷途，从而使中国科学探索的新芽濒于枯萎。动手、劳心这种行为，才可能说是真正的“做”。如果用孟子的话来做一个比喻，那么真正的“做”就是在“劳力”的基础上要“劳心”。

明代以来，在科举考试科目中，八股文成为重要的内容。八股文给读书人的思维以形式主义的毒害，这种弊端是无法估量的。陶行知认为：在中国有一个“伪知识”阶级。其构成要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老八股”，其二是“洋八股”。所谓的“洋八股”和“老八股”，只是新旧不同而已，不管是哪一方都不是根植于经验的真正知识，而是有一些毫无用处的“伪知识”。这还是对“老八股”和“洋八股”的极大蔑视。

在他经营晓庄师范时期，对传统的旧教育和舶来的新教育（穿洋装的“老八股”是“洋八股”）的所有内容，都就它们脱离了实际生活经验的不足作了批判。其证据就是所谓“亲知”等于彻底的经验主义。以这一个思路为基础的思想正是对杜威理论的倒转，即所谓“生活本身是教育，社会本身是教育”，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

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是将学生关闭在教室和书籍之中，将青少年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远隔开来，因此，他的主张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他的“生活”概念的内容仍然是十分抽象的。

在晓庄师范的“早会”中，听了校长引用墨子《墨辩》三类型的知识，而将之解说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学生戴伯韬，后来说陶先生的生平信条在于他从墨子哲学中吸收了“亲知”思想，并将其彻底化为“亲民”和“亲物”。所谓“亲物”就是接触实际事物，亦即从实际出发，和实际结合的教育思想。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他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和“走向民众中去”的运动（平民教育运动）都碰了壁。为农民而培养师资（晓庄师范的实践）也在国民政府的镇压之下惨遭挫折，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走到了中国革命的前列。

1934年夏天，他停用了使用了很久的知行一名，并对今后将继续留下行知之名和“改名”的原因作了一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