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第5页）

首先介绍《教育与生活》的主要观点，论文由五个方面构成：①教育和生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②由教育与生活的分离到今天的生活教育；③教育与劳动的矛盾统一；④教育和时代任务的统一；⑤教育和前卫阶级的统一。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打破了学校和教室的框框。认为社会即学校、宇宙即课堂，不仅完全把杜威的理论倒过来了，而且克服了杜威理论的弱点。但是，先生为了将教育与生活统一起来，又陷入了在客观上否教育特定任务的错误中。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教育与生活的一般脱离，而在于教育与生活中最基础的部分——劳动生活的脱离。生活中最上层的文化生活和劳动生活之间的矛盾统一，正是要解决的课题。德国加登尔和科尔逊修塔娜的‘劳作教育’，在特权阶级学校中，要安排若干‘劳动’时间是无法实现的。要达到文化生活和劳动生活统一的唯一之道，在于教育与劳动大众的统一。

教育正处在一定的前卫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教育与劳动大众的统一，正是承担了教育顺应时代的历史性任务的要求。”

《生活教育的科学化》在指出中国大众要求的教育，正是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这一问题的特点和弱点之后，指出：陶行知虽然“正确地提出了生活教育问题，但并没有指出如何实现生活教育的途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带有空想性。作者在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①目前的学校教育处于不可救药的状态。②只有通过实践的生活教育，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③但是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是空想性的。因此，作者主张以下两个方面：

中国教育的出路在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的出路在于计划和统制。

四、儿童的发现和教育普及运动

（一）怎样看孩子？

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中，对孩子的尊重和解放的实践，是其显著的特征，确信孩子的内在可能性，触发这种潜能，并将其导入行动中。30年代前半期，他在山海工学团实践和指导的“小先生”运动，很快涉及全国。

他在青年时期，曾广泛地学习中国古典著作和英文书籍，但无有关读书笔记方面的资料。在立志研究教育学前后，他一定读过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著作。在这里试就其有关儿童观的形成做两点探索。

一个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认为“训蒙”即儿童教育的问题。

封建社会束缚妇女的旧习俗有“缠足”。中国的家长被固定的观点缠住了头脑。如果说“缠足”是强加给妇女肉体性束缚的话，那么缠住了家长们头脑的“缠头”是压抑儿童的精神性束缚。他三番五次地不停强调：家长们，教师们要解放孩子们的“缠头”之布，信赖孩子们的能力和创造性。

在旧教育中，“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次变革，这是一种革命。”

主张这一观点的是他的老师杜威。下面所熟知的话也是杜威说的“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革命。这里，儿童变成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学校与社会》）

前面已经介绍过曾经是第一代“小先生”现在生活在上海、北京的两个活动家，回忆从陶行知那里得到熏陶。陶行知认为：值得尊敬和服从的应该是真理，而不是老师。如果十三四岁的少年发言有道理的话，那么“你就是‘小博士’”，我向你脱帽致敬。在旧习俗浓厚的中国社会，陶行知的实践，有着强烈的“视孩子为太阳”的志向。

（二）孩子的生活和就学实情

解放前，旧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屡遭天灾人祸，不断受饥饿的袭击，缺粮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时，父母们也有“易子而食”的时候，正因为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所以用自己的孩子换他人的孩子来吃。制约生活的是支撑父系家长制的纵向人际关系。妻子一味地服从丈夫，孩子是父亲和家庭的从属物。揭露这种“礼教”世界黑暗的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痛切呼吁。

富裕家庭的子弟则有家庭教师，从小处在过度保护之下，为了家庭的福运，早早地娶妻结婚。因此早熟是一种美德。大多数孩子们完全不能去学校读书，而成为农业劳动力。在近代城市发生的革命，总是成为其中重要课题的是“女工”“童工”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儿童劳动的国家。我访问了从南方的广州到上海、北京等许多城市，随处可见那种小手工业作坊，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哪个店，哪个工厂，都是些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在劳动。”

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后，兴之所至地考察儿童问题。他提出：第一，家长们必须理解：对孩子来说，应该有孩子的独特世界。第二，应该帮助和指导他们的成长。第三，应该解放他们。他举出1933年上海书店出售的图书画册书籍的情况：画中描绘的是孩子，要么就是那种过分调皮的“顽童”，否则就是那种驼背、像死人一样没有表情的那种“好孩子”。“要是能看看别国儿童的画就好了。英国的沉着；德国的豪放；俄国的厚重；法国的潇洒；日本的聪明。所有像中国那样不健康的模样一点也没有。顽冥、愚钝足以让所有人没落和灭亡。少年的精神状态，不可改变地要成为将来社会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谈恋爱、谈小家庭、谈自主、谈享乐，可是为儿女而关心家庭教育问题、学校教育问题、社会改革问题的人却不多……”（《上海的儿童》）

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九一八”以后，一方面采取对日的妥协政策，另一方面反复对苏维埃区进行军事进攻。1934年春，南京的行政院接受教育部、内政部的提案，从这年开始，将4月4日定为“儿童节”。自这一年4月4日开始的一整年称为“儿童年”，各机构都要积极地考虑儿童的福利问题。这是官方“新生活运动”的一环。

陶行知在1934年1月28日，号召山海工学团周围的孩子们。召开“小孩子总动员大会”。在此，他提倡一年来反复实验的“小先生”制。而且，于4月4日，在工学团召开了“小先生总动员大会”。

1924年，他曾写道“今日的平民教育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普及教育，小先生是有力的方法。他与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推进运动时，全国的公立小学当时究竟在让哪些儿童就学呢？他屡次谈到仅仅依赖公立师范这种官方形式培养师资，只是普及教育的梦想。在《生活教育》杂志的记事和陶行知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学龄儿童就学的实际情况。

1932年8月，内政部公布的人口数为四亿七千四百七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人。

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如果按每年平均十人有一个学龄儿童来计算的话，那么学龄儿童总数约五千万。

1930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初等学校就学总数，为一千零五十九万九千四百二十四人。其中包括男生八百九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五人。女生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三十九人。

由此可知，每百个孩子中就有79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无疑，女子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6]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学龄儿童总数为四千九百十一万，小学生有一千零九十四万，共需小学教职员二百四十五万。”

小先生运动正是以这种实际情况作背景而开始的。不仅仅孩子能够教孩子，而且还能够教大人。所谓“即知即传”。他苦口婆心地反复警告大家：不允许“知识私有”，大人和孩子都不要成为“守知奴”。

（三）小先生是变形的“童工”制吗？

“对幸福的孩子而言，每天都像在过儿童节，不幸的孩子们则每天流落街头擦皮靴，在郊外拾狗粪，空着肚子，穿着满是破洞的衬衫在寒风中发抖、被家长痛殴。饥饿、冻馁、被殴打等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赠馈’。所谓儿童节，就是我们的大人们为所有不幸的孩子自觉更新的日子。”

这是第一次儿童节以来陶行知的观点。他看了上海各家报纸对儿童节当天情况的报道，提议明年应该要派记者到全国的农村，了解农村的孩子是怎样过这一天的。

像晓庄师范创办后的情况一样，各省、各县的教员和教育行政官员参观了山海工学团，下面是1934年夏天来访者与陶行知的对话：

“小孩子教人，我很赞成，但小先生这个名字未免有些矛盾。”

“何以见得？”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