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争1（第4页）

关于这一点给我的启发是王泰然的论文，“陶行知想以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改造社会的空想，和‘大同社会’的梦想等特征也表现着民粹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急进民粹派也有所不同：俄国急进民粹派是以恐怖为手段，企图颠覆沙皇政权，陶行知则是以教育为手段而改良社会政治经济的。”[26]

王泰然只是在这里提到了民粹派，虽然在这里他认识到的是陶行知和民粹派之间的区别，但是很明显他对在陶行知身上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一点上，是持认同态度的。（可是一概而论地认为民粹派就是使用恐怖的手段，一概而论地把民粹派当成是恐怖分子来对待，这是不确切的。根据维拉（VeraN，Figrer）的自传，民粹派之中有重视教育宣传手段的一派和主张采用激进手段的一派。在19世纪70年代倒是前者处于优势地位，其代表是柴科夫斯集团）

就是在中国，1920年前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被指出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27]李大钊等人对之加以克服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但“民粹主义的性质”特征在陶行知身上却是一直残存到其晚年。

那么，“民粹主义的性质”到底为何物呢？

依照列宁的说法，它首先是“农民的民主主义”。“农民的民主主义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现实的内容，是它的社会意义。”[28]（列宁《关于民粹主义》）

第二个特征，是它带有幻想或是梦想的性格特征。民粹主义经常与空想社会主义结合到一起，想要一举实现理想社会（列宁把它称作“民粹主义的乌托邦”[29]）。

第三，民粹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小生产者，被指责具有向着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和必然性（列宁说过，“如果剥掉民粹主义的一层皮，资产阶级就显露出来了”）。

我把以上这几点看作是人民主义的性格特征。接下来，就具体地结合陶行知来试着探讨一下。

1。我们从陶行知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人民是指农民大众。

“我们从事农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三亿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30]”

这就是他的信条。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和教育内容浸染着强烈的农民色彩。

过去陶行知把生活教育定义为“生活所有的，生活所治的，为了生活所享的教育”，他最后抵达的民主教育也是以同样基调来说的。“民主教育就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把林肯总统的话引申到教育方面来说，民主教育，就是民有的教育，民治的教育，民享的教育。”[31]

陶行知的思想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很明显这是一贯的美国的民主主义。他想把这个思想放在中国的农村，以农民做主人公来加以实现。可以说他的教育是“为农民所有的，为农民所治的，为农民所享的教育。”在那里能够看到，他的“农民的民主主义者”，即作为民粹主义者的本领。

2。已经有人指责陶行知抱有的“乌托邦思想”[32]。

在这里我想就他的乌托邦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做一点尝试性的探索。

在前面我们己经指出了陶行知的危机意识和救国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危机和旧教育的危机（教育为一部分人所独占的现实，即为有产阶级所独占的教育现实）两者是重叠在一起的。他对那些，不光是权力和财力，就连教育也独占的旧支配者们即知识分子（把中国压制在封建的状态之下，在列强侵略所带来的悲惨状态中遭到贬低的情形），怀有强烈的憎恶和轻蔑（陶行知把他们当作“伪知识阶级”来批判）。同时，对那些被压抑，被榨取，更被排除在教育、文化之外处于文盲状态的农民大众，从心里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为了打破中国的危机和教育中阶级独占的状态，陶行知把普及教育，拯救中国看作是自己的“天职”[33]。

陶行知在教育里谋求拯救中国，从美国那里借用了新教育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在欧美各国显露出来，取代它的则是社会主义的登场。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陶行知等许多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共鸣。（参照陶行知的《苏联宪法草案之公民权》）

他不仅仅依靠教育来拯救中国，还想一举实现“无阶级社会”（大同社会）。在他看来，“二元论哲学形成了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哲学。”依靠一元论的“在劳力上劳心”（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结合，具体来讲是指农业劳动和教育的结合）的教育，能够否定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裂，能够否定阶级的分裂。

“只有‘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之后，才能创造‘在劳力上劳心’的人。只有贯彻‘在劳力上劳心’才能征服自然的势力（energy），才能创造大同社会（无阶级社会）。”[34]

不用说这是乌托邦的思想，但在这种乌托邦思想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信念是与民粹主义共通的。过去赫尔岑曾经讲过，后来变成了与民粹主义共通信念的根本方针，可以概括如下。西欧资本主义是恶的，俄国必须要避开它。依靠俄国固有的农村共同体农村公社，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35]

陶行知用“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取代了农村公社。试图通过教育，否定阶级分裂，一举实现大同社会的陶行知的思想，叫人不得不说它的的确确就是“民粹主义的乌托邦”。

3。陶行知对如何依靠教育来形成大同社会作了如下的描述。

“活的乡村教育，要叫人生利，他要叫荒山变成林，叫贫瘠地长五谷，他要叫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国，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如果能实现的话，“村政也变成村民自立，自治，自卫的活动。”[36]这正是林肯所表达过的民主政治在农村被实现的情景，实现大同社会的情景。他的目标是建设独立的自己经营的农村，独立自主经营的农民是这个目标的基础。

陶行知这样说道，“所谓真农人是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这才是好汉。”尽管他说到了“在劳力上劳心”，但这恰恰是典型的自营农，中农的生活。（而同时，这表明他有忘掉了贫农，雇农，之所以遭到批判的地方[37]）

在这里我们确认陶行知的阶级基础（和民粹主义一样）是独立自营的农民，中农阶层。而且它是必然要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陶行知想要避开资本主义，以直接走进理想的大同社会（无阶级社会）为目标，但是他的主张放到了实际执行当中，可以说带来的结果是发展农业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的讽刺（或者说是辩证法）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指出的。

重新将他的主张加以整理的话，他所主张的是农村→教育→自然的征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大同社会的形成。他的直接目的是，征服自然（荒山和瘠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但是为此“一要有创业的决心，二必须要有工作的技术，三要有能使用的原料，四要有劳动力，五要有资本。”[38]这简直就是在农村导入资本主义，以把农村转化成工厂为目标。就是他的学校，其最终的目的地也是工厂。“停办学校，改设工厂”[39]

他所说的“大同社会”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他认为唯有封建的身份制才是阶级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具体来说，他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厂。

他的确对社会主义产生过共鸣，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说他的进步意义是在于他针对封建的旧教育来普及，推进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教育这一点上。

以上在对陶行知阶级性格加以规定之际，同时也表明称他为“民粹主义者陶行知”的原因就在于此。

（郦雅斌译）

[1]原载《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77年第16卷。

[2]斋藤秋男：《评传陶行知》，日本东京，劲草书房，1968年版。

[4]陆定一：《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生活教育社编），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

[5]《人民教育》，195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