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争1（第3页）

依潘开沛来看，“杜威教育学，在美国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而到了中国，也是为了呼应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就像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为官僚的、买办的资产阶级所压迫苦于无法伸展一样，陶行知的新教育也碰了旧教育的壁。“陶行知直接搬运杜威的学说，试图来改造中国的旧教育（1921年前后），遭遇了旧教育的种种抵抗（就像他在南京高师试图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时遇到了困难那样）。”

他把目光转向了学校之外，“依靠杜威的学说，去为都市的平民和农村的农民服务。”这是“回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的产物。但是，他没有朝着在学校内夺取教育权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学校外，“在旧政治、旧经济的支配下”开展教育运动，他是改良主义。

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学校完全捏在官僚的、买办的资本家的手上，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的口号无法原封不动地付诸实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威的口号被改成“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变成了适合大众教育的内容。

潘开沛作了以下的结论。“所以陶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些生活理论，都不仅仅是杜威学说的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运用，是一种新的发展。”[21]

关于为什么陶行知要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颠倒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个问题，我认为潘开沛的说明是有见地的，应该引起注意。

5。乐喜对潘开沛的批判

乐喜对潘开沛的批判是这样展开的。在他看来，潘开沛把董纯才的翻版说推进一步，提出了发展说，“这是对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彻底的而且是全面否定的论断”。但是“陶行知的学说在杜威那里可以找到起源，但和杜威之间确实根本不同的。”

乐喜认为在以下的几点上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1）社会背景不同。杜威学说是在美国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而陶行知学说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产生的。

（2）立场是不同的。杜威代表了美国的垄断资本。陶行知尽管代表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但他更是为了民族独立而战斗的战士。前者是反动派，后者是革命派。

（3）教育的内容是不同的。杜威的教育内容是对资本家有益的一般事物的知识技能。陶行知的教育内容则是民族的、科学的。

（4）教育的作用结果是不同的。杜威所培养的是“近视眼式”的为了顺应美国生活的龌龊小人，而陶行知则致力于培养为了民族独立这个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有英雄气概的人。

乐喜把潘开沛的主张看作是对陶行知的污辱，呼吁应把陶行知定位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22]

6。其他的见解

关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以杜威学说为根据的这一论断，一般上是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是从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认为两者在根本上是应该加以区别的意见则占了大多数。

两者之间的生活方式，生活意义被频频加以比较。比如说，张宗麟这样讲到过，“杜威的一生完全为帝国主义服务，是美国华尔街的御用学者的头子之一。”“陶行知恰恰相反，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一生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几次遭到通缉，几次流亡，终于受法西斯反动者的迫害，猝然死去。能够说，这样的陶行知是美国的杜威在中国的翻版吗？”[23]

如果不指出两者的教育思想在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作用这一点上的不同点，更进一步如果不对包括两者的生活方式，生活意义的不同点作出合理地说明的话，单单说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是杜威学说的翻版、再版，是不能够得到学术承认的。

第二节我的意见

（一）关于陶行知和杜威

围绕着陶行知争论，有人说陶行知和杜威两人所持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同一个思想，也有人说两人的教育思想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这两种看法实际上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存在。这就是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想。从这个立场出发，持“基本同一论”观点的人对陶行知的否定面提出了批判。对陶行知的积极侧面持肯定态度的人则提出了“基本相异论”的论断。但是我对两方面的观点所依赖的共同前提（即对杜威思想的评价）抱有一些疑问。

的确就像杜威在《学校和社会》一书中所讲述的那样，他是以把教育去适应工业化社会，即适应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把他的学说称为资本主义的教育思想或是帝国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在思想上有接触的时候，常常是对后进国家这一边会起到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下的美国，失去了进步意义的杜威的教育思想，到了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起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五四时期访问中国的杜威的教育思想，当时作为“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受到了欢迎）。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于翻版、发展这些说法，大概也必须要用新的眼光来加以审度才算妥当吧。具体到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问题上，就像乐喜所论述的那样，不应该“全面否定”陶行知，相反，对陶行知的苦斗做出积极的评价可能才算是是较为妥当的做法吧。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点。

我基本上是站在继承、发展说这一立场上的，对于戴伯韬、董纯才所发起的陶行知批判，不得不说是片面性的。他们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出发，推导出否定学校教育、轻视教师作用的论断。单从形式上来说，似乎能这样说。但是实际上真是这么一回事吗？难道陶行知当真思考着要放弃教育和学校吗？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

他看到了教育和学校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他自己在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以及社会大学之中不断努力地去发掘这股力量的存在。他认为学校和教育是农村改造，是全中国改造的武器。“总之，乡村学校是当今中国改造农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24]

教师则被定位为教育活动的前卫。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不是美国式的，即所谓都市的消费的游戏的教育论，它是中国式的，即它被变成了农村的生产的劳动的教育论，变成了积极的坚强的教育论。站在一个全面的角度来观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大概我们是无法一概而论地认定他是否定学校教育、轻视教师作用吧。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二点。

尽管站在了发展说的立场上，潘开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论断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论断只讲到了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体状况的方面，而陶行知有意识地并付诸实践的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加以克服的质的要因，则没有得到反映。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五四以后农民革命的高扬。它表现出来是一种独特的救国思想。它的教育思想的思想基础，是对中国处在危机状况之中的认识以及必须拯救中国的意志和涌动着的愿望。

“中国已经在生死关头，……为着要争取大众的解放，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问题。”[25]

陶行知并不仅仅停步在继承杜威的教育思想之上，他把这种思想变成一种极其积极的战斗的思想，并且将之放到农村大力付诸实践，可以说这完全是以他个人的救国思想为思想基础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如以上三点所示，我以同戴伯韬、董纯才及潘开沛三人不同的角度出发，站在一个进步的立场上，我希望由此来讨论陶行知对杜威的思想继承、发展一说，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当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探讨问题。

（二）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性

关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有许多人涉及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人说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有人说它是小资产阶级式的，还有人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这些不同的论断当中，持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这一论断的人占了大多数。

为了明确地概括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特征，我认为将它称为“人民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最为贴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