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争1（第5页）

[6]武训是清朝末年一个贫苦出身却为穷人兴办农民学校的所谓二宫尊德式的人物。从批判“武训传”到陶行知批判的展开，对这一问题加以反映并应该引起注意的论文是钱俊瑞的《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了什么》（《人民教育》1951年9月）。

[7]《胡适思想批判》第八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8]邓初民：《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予重新评价》，载《人民教育》，1957年9月。

[9]方与严：《陶行知的教育事业与教育思想》，载《安徽史学通讯》，1985年第1期；戴伯韬：《论陶行知先生的生产教育》，载《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6期；赵文衡：《陶行知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载《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

[10]“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大同小异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由毛泽东和陶行知两个人共同创造的。这也是为什么陶行知的教育学在解放区所到之处受到人民欢迎的真的理由的一个说明。”（戴伯韬：《回忆陶行知先生》，哈尔滨，光华书店，1947年版。）

[11]戴伯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探讨》，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12]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13]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人民教育》，1951年11月。

[14]张健：《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和平事业》，载《人民教育》，1951年11月。

[15]张健：《略谈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性》，载《人民教育》，1952年3月。

[16]戴伯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探讨》，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17]“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陶行知：《什么是生活教育》，见《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影印版，第1页。

[18]Dewey，Experieion，NewYork：CollierBooks，1938。

[19]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20]张凌光：《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载《人民教育》，1952年1月。

[21]潘开沛：《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人民教育》，1951年11月。

[23]张宗麟：《关于陶行知先生》，载《人民教育》，北京，中国教育报刊社，1957年7月。

[24]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25]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其他陶行知的引文也都出自同一选辑。

[26]王泰然：《关于陶行知先生以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载《人民教育》，1952年3月。

[27]M。Meissner：《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丸山松幸、上野慧司译，平凡社。

[28]列宁：《关于民粹主义》，载《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29]列宁：《两个乌托邦》，载《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2页。

[30]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31]陶行知：《民主教育》，见《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影印版，第146页。

[32]戴伯韬：《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探讨》，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载《人民教育》，1951年10月。

[33]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载《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影印版，第146页。

[34]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见《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方与严编），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影印版，第21页。

[35]赫尔岑：《关于俄罗斯革命思想的发展》，日本东京，岩波文库。

[36]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37]张凌光：《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载《人民教育》，1952年1月。

[38]陶行知：《古庙敲钟录》，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39]陶行知：《古庙敲钟录》，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