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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熟悉的脸庞

白昼渐渐缩短，夏天接近尾声了，我将在圣庇护十世学校开始读书。这是个小天主教学校，在教育尊重权威、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设置了高学术标准。我有点紧张，主要是因为我不认识其他人，我为能结交新朋友感到无比兴奋。阿尔特要求安排在我的隔壁班，这样我就能经常看到他，不过这也给我独自开始新生活创造了机会。

圣母马利亚修女芭芭拉·拉贝恩身材高挑苗条，留着褐色的短发。她向我们介绍书，她是我们一年级新生的老师。妈妈说小孩离开母亲怀抱交给老师管理，她是最好的人选。她冷静、坦率，同时又非常慈爱。我的父母提前告知她我的到来，所以她见到我时，就像见到其他学生一样平静。

一些新同学好奇地盯着我看，但是没有人和我说话。开学几周之后，同学们问拉贝恩修女：“为什么他没有手和脚呢？”“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他的，”她回答道，“这是上帝的旨意。”

拉贝恩意识到，对于我的残疾，其他孩子应更多地理解。对他们来说，对我的了解越深，我的残疾对他们来讲就不再是个“问题”。事实上，这会帮助他们理解和尊重所有的残疾人。

“孩子们，去教室后面的绿地毯上坐下来，”她吩咐说，“我们都知道，安东尼有双人造的脚，那叫作假肢，是用来帮助他走路的。你们当中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让安东尼来演示如何使用它们。安东尼，你能把假肢卸下来，给大家讲讲如何使用吗？”

“好的，老师。”我回答道。我大方地卸下了“双脚”，放在他们面前，用我的残肢在绿地毯上沿着圆圈走。我面带笑容，自豪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从未察觉到自己的不同。紧接着我将假肢在教室里传递。修女没有叫我那样做，但我就是想和同学们分享。他们托着假肢，之后又触摸了我的残肢。

大家先前对此都很畏怯，这是个打破僵局的好时机，其他孩子再也不会因为我的残疾而感到不舒服。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为了一个团结的集体，我也喜欢上了上学。

我想，我成了课本不能传授给大家的、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后来，拉贝恩告诉我，我化身成了善意的天使，像老师一样，帮助他们驱除偏见。

尽管那时我还不懂，但是我仍察觉到，如果你少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或者说你有某种残疾，人们对你的期望就会少很多。尽管是一年级新生，但我不愿意这样，我愿追随我一生的目标。

就像其他的一年级新生一样，我要学会写字。拉贝恩担心我会不会因为没有手而跟不上写字课程。出乎她的意料，我字写得特别好。我用右胳膊的两块骨头夹着笔，也能写出漂亮的字母。后来，她在全班同学面前举起我的作业展示，说道：“你们有谁也能写得这么好呢？”

圣母马利亚修女伊莎多拉·洛伦兹是我的四年级老师，她如同祖母般慈祥。在当修女之前她是芝加哥的一名警官。她说在她眼里，我是一个想要向世界证明我有多大潜能的人。

我在同学面前做到了，在书籍的理性世界里同样做到了。我一直都想做我能做到的最好的自己，并且圣庇护十世学校使我萌生了对优异成绩的强烈向往。在小学时，每晚我都会花至少一个小时坐在餐桌旁埋头看书，妈妈也坐在旁边看着我。有时候，她会读着一本杂志，等着我问那个我必然会问的问题“这样对吗？”她一般会点头回答我或说：“看来不错。”就这样在妈妈多年的不断鼓励下，我才有了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信心（有时我会在沙发上犹豫不决）。我有勤劳的妈妈，还有关怀备至的老师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圣庇护十世学校的所有成绩都拿了A或B。

我也向其他人证明了，我不会因为残疾而不参加体育课，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当其他老师们站在旁边观看时，拉贝恩向其他老师问道：“他没有双脚，为何能跑那么快？”尽管我的老师们很担心，我还是坚持参加了所有的户外活动。我参加了其他孩子玩的一切运动，包括英式足球、篮球、橄榄球和儿童足球等。尽管我享有“特权”，本可以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群体”或“局外人”。但是，没有什么能比传给朋友一个助攻然后他进球了或接到你最好的朋友的传球更令人开心的了。

儿童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但它有潜在的危险。我有时踢球时，假肢会被踢飞，越过操场，忽地落在某个同学旁边，把他吓一大跳。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会快速地取回我的假肢，或者有些同学会帮我捡回来。经过我的一番鼓捣，我就能把假肢装回去，站起来继续追着足球跑。

二年级的时候，我决定自己骑着我的红色施文牌自行车去上学。在课间休息时，有次老师们不情愿地让我在操场上练习骑自行车。我用力踩着自行车的踏板，环绕着操场的围墙骑着。这时我的同学们看见了，欢呼起来。我掉过头，向他们挥手。修女们才都如释重负地齐叹气。

我继续证明着自己，老师们很快就不担心我会摔倒和受伤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我和其他人一样能控制好自己。在他们看来，我和其他人一样。我是不一样的托尼，一个全新的学生，不是那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学生。我最不喜欢的是被特殊对待。

后来他们告诉我，看见一个残疾的小男孩带着自信的笑容度过每一天，他们一直震惊不已。我的格言是：“如果你指引我前行的路，我就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如果有些事我做不了，例如，使用剪刀，有个同学就会帮助我。他叫阿内尔·拉麦克，是我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同学，他成了我的“第二双手”。每当我把午餐盒拿出来时，他就会默默地站起来，将吸管插入饮料瓶，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这一切都是无须交流的，仅仅是反映我们同学间友谊的一件小事。我很固执，所以我从不向阿内尔寻求帮助，但他还是默默地帮助我。

从一开始，由于我擅长讲故事，同学们经常被我逗笑，因此我成了班级里的小明星。我善于讲笑话，喜欢开没有恶意的玩笑。当然，我会告诉他们在周末我偶然上了马拉松式广播节目，或在美国畸形儿基金会捐款期间，当地周报刊登了我的照片的事。

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学校有着严格的校规，严禁欺凌和打架。违反者将面临被迫休学，在校长办公室里等待着由家长和老师组成的讨论组的处罚决定。

在我六年级时，我差点和别人大打出手。我有一个同学，名叫肖恩，他和我有点误会。课间时，我们在操场上各自摆好阵势。

肖恩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残疾人。”

当时四周一片死寂。在肖恩不假思索地说出那些气话后，他立即道歉了。我告诉他不用放在心上。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修女。

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了。”就这样，我小学时期最激烈的争执结束了。

在我读四年级时，伊莎多拉修女负责训练祭台助手，她问我：“你想不想当祭台助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