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帝国的海疆 大航海时代（第3页）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给未尝乏绝。近年以来，无大营造、征伐之费，当有数年之积，而仓粮每岁仅足，设有水旱之灾，征调之用，将何以给之？

黄福是建文帝旧臣，在靖难之时他敢怒斥朱棣，但神奇的是朱棣居然没生气，还效仿唐太宗赦免魏征的旧例，把黄福收为己用。可以说黄福参与过永乐年间的很多大事，作为亲历者，在他眼中朱棣时期的财政一直都是相对充裕的，反而是很多人眼中休养生息的“仁宣之治”，财政却只是“每岁仅足”。说到这里，黄福还无不忧心忡忡地说：“万一出现了天灾，需要征调钱粮，我们该拿什么去赈灾呢？”

就在黄福说完这段话的两个月后，明宣宗力排众议，再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究竟是不是赔本赚吆喝，我相信那些不带偏见、愿意正视这段历史的人，他们的心中自会有一杆公正的秤。

六

现在很多人以为，宣德六年郑和的死，标志着下西洋事业的结束。

其实，在郑和死后，他的副手王景弘继续代替他巡视西洋，大明的航海事业并没有因此告终。

宣德十年，明宣宗朱瞻基驾崩，刚刚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还是个八岁的孩子，朝政操持在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之手。作为和事佬的“三杨”，为了能更好地统驭六部，自然顺从了文官士大夫的意见，全面停止了下西洋事业。

既然中国的官方势力退出海洋，那么私人势力必然会填补这项空缺。虽然明政府屡次申明海禁，可沿海的走私络绎不绝，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意思是在明朝中叶，东南沿海的地方豪族无视海禁，乘巨舰出海进行走私，地方政府根本无从控制，中央朝廷的海禁政策完全成为一纸空文。

正德三年，明武宗朱厚照开始了抽分制改革的试验，这就相当于朝廷放弃了海贸这个大蛋糕，不再继续扮演垄断的角色，而改行成为一个中介，即“牙人”。不过，政府虽然开始鼓励民间可以自由贸易，但还是需要抽税百分之二十，根据《武宗实录》记载，抽分制一出，很多国人都私置兵器，驾遣巨舰，纵横海上，许多中国人就是这个时间段跑到海外参与了世界的大航海时代。

同一时间，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欧探险者不但发现了新大陆，还绕过了好望角，发现了前往东方的航道。当时，葡萄牙人东来，逐渐在东南亚建立起了殖民统治，因为这时候的东南亚各国没有郑和船队的保护，很快就被这些殖民者驯服，与葡萄牙人一起参与了东方的海洋贸易。

除此之外，日本爆发了“应仁之乱”，开始进入战国时代，各路大名在国内混战，很多因战争漂泊海外的武士，就开始寻求与海盗的合作，在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地打家劫舍，中国人把这些人称为“倭寇”。

在明武宗正德年间，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汇聚在了浙江舟山附近的一个岛屿上——双屿岛。

岛屿上各国的商人都有，葡萄牙殖民者在这里建立了行政机构，华人许栋、李光头在这里称王称霸，还有徐海、王直等日后名扬一时的海盗都在这里当海贼见习生，包括那些抢掠东南沿海的日本浪人更是在这里休养生息，这里既是各国都管不了的无法地带，也是各国在远东进行货物离散的贸易中心。

在十六世纪左右，原本平静的东方海面上，忽然一反常态地喧嚣起来，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东南亚诸国人……一时之间，各国的卧龙凤雏都聚集在了这片神秘的东方海域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终于迎来了它的**。

七

嘉靖二十六年，朝鲜国王的一封哭诉信，让明世宗朱厚熜勃然大怒。

朝鲜国王说：过去日本没有像样的火炮，但如今他们走私船的火炮威力大为提高，朝鲜的水师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经过他们的调查，才发现是中国福建沿海等地向日本走私出口了铁器、硫磺、火药等违禁品，朝鲜方面逮捕了三百多名中国的走私犯，现在交给明朝处理。

嘉靖皇帝现在才发现，他老祖宗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多么的明智，从根本上断绝了海外敌人的生活与军事物资。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进行抽分，海禁松弛，这些商人们为了赚钱，敢于不顾一切法律，将本国的重要物资卖给敌人，助长了倭寇、海盗、葡萄牙人等明朝海外敌对力量的壮大。

就在同年，嘉靖皇帝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军务，还要求他厉行海禁，率兵剿灭双屿岛。

朱纨不负众望，进攻并焚毁了双屿岛，把日本倭寇、中国海盗和葡萄牙殖民者通通赶了出去。同时厉行海禁政策，打击违法走私，如有违者，一律斩首。可他的这些行为，得罪了那些东南沿海的豪族们。这些人十分震怒，为了报复朱纨，他们唆使朝中的言官中伤朱纨，迫于舆论压力，嘉靖皇帝把朱纨调了回来，但朱纨为人刚烈，竟选择了自杀明志。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双屿岛只是一个贸易基地，人家好好的做生意，朱纨却因为海禁政策把人家攻打了，害得这些人做不了正经生意，只能沦落为倭寇，所以说朱纨应该为倭寇之乱负责。

这种认知是十分错误的。双屿岛是一个商贸中心，但同时还是一个海盗的窝点，这两个属性又不冲突。作为被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还收容海盗、倭寇来对中国沿海的城市进行烧杀抢掠，这些人在中国境内犯了事，就跑到双屿岛避难，这种**裸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只要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双屿岛的存在。故而朱纨对双屿岛的打击是完全正确的，作为一个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收复国土的民族英雄，朱纨不应该被任何人用这等诡辩的话术来蓄意抹黑。

因为朱纨被害，沿海各地的官员再也不敢谈海禁的事情，海防继续松弛，沿海豪族继续走私，从双屿岛跑出去的王直、徐海等人，则趁机入侵沿海、打家劫舍，酿成了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倭寇之乱”。

根据史料显示，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只有十分之二是日本人。故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倭寇之乱从来不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役，而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把沿海的百姓逼造反了，这是中国人内部的阶级矛盾，他们还采用明朝官员提议的“市通则寇转为商”作为论据，认为如果明朝可以开海禁，就不会出现倭寇之乱。然而这些人却忽视了，海禁在嘉靖时代一点儿也不严格，甚至有官员还在浙江短暂试验开海，而结果却让某些自以为是的文人大跌眼镜，不管你是否开海，倭寇依旧来犯。

其实，“海禁催生了倭寇”这一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学者企图祸水东引的诛心之论，结果一些中国学者不明就里，居然还跟着叫好附和，给人一种倭寇之乱日本方面没有责任，责任全在中国的感觉。

但这种言论明显是错误的。明朝的海禁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沿海走私一直都很旺盛，尤其是朱纨死后，更没有人敢再提海禁，这个政策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名存实亡的，在正德年间，广州那边连关税都不用交，外国人来了直接就可以进行自由贸易。事实上，朱纨在东南沿海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完全是倭寇猖獗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弄反了因果。

现在很多人在疑问，那你怎么解释倭寇多为中国人？那我反问一句：在抗日战争期间，伪军的人数比日本正规军还要多，请问，难不成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吗？

倭寇的成分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暹罗人，有爪哇人，甚至还有葡萄牙人参与其中。如果中国人出海为寇，是被海禁政策逼迫的，那么请问日本人、暹罗人、爪哇人为何要出海当倭寇？难不成他们这些人的国家全都有海禁吗？如果是海禁逼迫良民为寇，那么朱元璋、朱棣时代的海禁政策更加严厉，为什么明初的倭寇问题反而比较轻呢？

相反，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正德年间一放松海禁，葡萄牙人一东来，日本国一内乱，倭寇问题就突然恶化了呢？如此一看，究竟什么才是倭寇之乱的首要原因，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有些人非要对这么简单的逻辑和确实的证据视而不见，非要相信日本学者的言论，不去指责真正带来罪恶的日本倭寇，反而拿着放大镜在自己人身上找原因，非要搞个受害者有罪论出来，请问这些学者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现在还有很多人把倭寇之乱的平息归功于明穆宗时期的隆庆开关。他们认为是明朝开海了，所以才没有倭寇了。其实，这是真正的颠倒黑白、因果混乱。从来就不是海禁导致了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不是明朝开海倭寇才没了，而是倭寇没了，明朝才敢放心地开海。

事实上，正是因为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的抗倭作战，让葡萄牙人见识到了中国不是印加帝国，没那么容易被征服，他们这才老实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葡萄牙人是来平等贸易的，可明朝却抱着天朝上国的傲慢心态不和人家好好做生意，还用海禁限制人家，这种言论给人感觉好像还是我们做错了一样。可事实告诉我们，近代的西方殖民者就是一群强盗，当时的美洲和非洲没有海禁吧？当地土著愿意用平等友爱的态度与西方殖民者搞贸易吧？可他们又都是什么下场呢？印第安人几乎亡族灭种，非洲人更是被欧洲人通过三角贸易贩卖为奴隶，在东南亚他们更是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王国。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能当强盗打劫，这些西方殖民者们是不会和你好好做生意的。只有像明朝那样用自身的军事实力警告了葡萄牙人，他们才会学习如何规规矩矩地和中国人做生意。

还有关于倭寇绝迹的另一个主因，是日本方面因丰臣秀吉重归统一。因为日本内乱才是催生倭寇的源头，所以倭乱的兴起与平息，看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而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丰臣秀吉刚一上台，也颁布了海禁政策，他禁止了“八幡船”的出海，结果日本方面一海禁，万历年间中国沿海几乎没有闹过倭寇，这更是证明了，海禁从来不是倭寇诞生的主因，而是抑制倭寇的良方。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固步自封的海禁肯定不正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却也是必要的。任何政策都不能教条主义，而是要根据当下环境来灵活运用。比如，在战争状态下，任何国家都会严格禁止双方的民间来往，这点不论是汉唐征讨少数民族，还是元明应对海盗倭寇，是任何政府都会做出的正常决策，完全无可指摘。

对于倭患，明朝政府应该负责，但从来不是因为海禁，而是对海洋的漠视以及东南沿海军事力量的废弛，给倭寇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