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帝国的海疆 大航海时代（第2页）

目前对郑和下西洋初始动机，相对靠谱的，倒是有三种说法。

首先，就是进一步扩大“朝贡体系”，将海外各国纳入明朝的“家国天下”的宗藩体系中来。因为在明初，马来群岛在爪哇国的控制之下，其下各国都向爪哇纳贡，甚至爪哇王还收纳了在海上劫掠向中国朝贡船队的海盗陈祖义。为了重新打通海外各国朝贡中国的道路，郑和下西洋剿灭了陈祖义，确立了对马来群岛诸国的宗主权，同时在苏门答腊设立了旧港宣慰司，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按照西方人的主权观念，旧港算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其次，有人认为当时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开战，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绕道波斯湾，袭击帖木儿帝国的腹部，不过因帖木儿已死，继任苏丹沙哈鲁向明朝称臣，郑和的任务就变成了与陈诚配合，与西域各国通使交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

最末，李新峰教授认为南方水军多为建文帝旧部，朱棣亲征蒙古，害怕他们趁自己北伐时作乱，同时因为永乐年间疏通大运河，国家从海运改为漕运，大量原本负责海上运粮的海员没有了工作，于是朱棣让郑和带着他们下西洋，算是消除了一个无形中的隐患。

总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驱动力应该是多元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原因都有，但更多还是当时的中国摊上了朱棣这么一个有史以来唯一如此重视海权的君主，这倒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了。

四

现在很多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当散财童子，没赚钱还赔钱，这当然是错误的言论。

郑和下西洋跟西方的大航海一样，就是为了扩展贸易规模，为中国增加新的贸易合作伙伴（朝贡国），顺便担当起世界警察的责任，替一些实力弱小的国家消灭掉盘踞在海路上的海盗。郑和不但没有掠夺沿线地区的资源，还和他们平等贸易，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尽量在和平友爱的大前提下，达成一个彼此双赢的效果。

但郑和不是什么软柿子，他们一行人虽然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比如永乐六年，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想抢劫郑和船上的财宝，被郑和率领两千人攻破了都城，生擒锡兰国王及其家属，将其带回中国吃牢饭。永乐十年，苏门答腊王子弑主自立，进攻了郑和的船队，郑和反击，将其擒拿，送回国内接受审判。

总的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以和平友好的姿态为中国增加“朝贡国”，但如果对方拒不服从，还动辄冒犯明朝的威严，那么郑和一般都会把他们擒获，俘回中国，由朱棣当着万国使节的面光明正大地审判，方便树立中国在东方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威望。

我们都知道永乐年间五征蒙古，收复交趾，迁都北京，开凿运河等，任何一项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这些仅靠田赋是不够的。根据陈洪谟《治世余闻》记载：“永乐年间频年举兵北征，况大兴营造，费用无赀，当时未闻告乏。”可知朱棣时期，朝廷启动了很多大工程，但财政始终都能保持相对充裕，且没有发生汉武帝、隋炀帝末年那样大规模的农民变乱，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就只有郑和下西洋为帝国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而这笔收入是以前朝代都没有的。

那么这笔钱究竟是多少呢？

田培栋教授据《宪宗实录》推算出，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了七十二万两黄金和一千二百七十六万两白银（不计入胡椒、苏木、香料等奇珍异宝）。这个数字只是估算，同时没有考虑到宣德年间的支出情况，实际数字应该比这个还多。但因为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失踪了，没有办法得到确切数值，不过根据《英宗实录》记载，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存放在内库，国家花了三十年才用完，足见是一笔不菲的数字。同时，万明教授还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永乐以来的钞法危机，缓解了通货膨胀，延迟了大明宝钞的进一步贬值。

还有人提出质疑，既然郑和下西洋是官方贸易，那是否就是司马光说的“与民争利”呢？

我希望各位明白一个道理，在明代能下海经商的，那肯定不是普通人，一般老百姓根本掏不起出海造船的费用。郑和最多就是“与商争利”，而普通民众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官方贸易发财致富的，比如明朝学者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就记载道：

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

这上面记载得就很清楚，是“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政府和普通老百姓都受益了，真正吃亏的是沿海的那些豪商巨贾们。

那么，你可能要问了：既然郑和下西洋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为何最终会在一片反对的浪潮中不得不中止了呢？

五

以往的学者多把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视为朝贡贸易亏损严重、得不偿失，这才不得不停下西洋。

因为明朝中期，明宪宗还想再下西洋，就叫人到兵部寻找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海图档案，可当时负责保管档案的文官刘大夏却把档案藏了起来，还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现在支持郑和下西洋“入不敷出”的学者，他们引述来引述去，就只能引述出这一条史料来为他们佐证，完全无视那么多材料都证明了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庞大的财政收入，固执地认为下西洋中断原因是财力不继，明政府为下西洋支出大于收入，于是朝野反对，只能终止。

但刘大夏的话我们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因为在正统六年，明英宗就斥资建造了一百二十艘下番海船，既然连国力衰败的明英宗时期都有余力下西洋，刚刚经历了中兴的明宪宗时期，怎么还反而没有足够的财力下西洋了呢？故而刘大夏这句话，更多是一种基于利益冲突的故作惊人之语。

我们甚至可以退一步，假使刘大夏的言论为真，那他的原话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个“数十万”是什么概念。在永乐年间，中央政府的收入还是粮食，每年约三千万石左右，就算钱粮混在一起算，这个数十万都不是多么高的数字，单是明代江南的一个中等商贾，身价估计都能到达几十万了，如果郑和下西洋建造的宝船真的如刘大夏所说只需要“数十万”，恐怕朱棣都能笑出一脸的褶子。

那为何刘大夏要反对郑和下西洋？

因为“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如果用现在的话说，“下西洋”的船队是“国企”，而国企自身的属性，就是国家垄断、旱涝保收、轻视市场、有一定政治和社会责任，故而下西洋在本质上是带着政府意识的。因为海禁政策的关系，一个几千万人的大市场只有一家企业独享，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官方定价，国家是赚了，可你让私企怎么办？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郑和下西洋这种“与商争利”活动，让东南沿海的诸多权贵家族眼红不已，而这些家族的子弟通过科举制进入明朝的中央政府担任官员，一旦等朱棣、朱瞻基这样有主见的皇帝驾崩，换上一个如明英宗、明代宗这样的文弱皇帝，他们肯定会唆使皇家停罢巡洋，让政府把海贸这口大蛋糕给吐出来，由民间权贵一起分享，这就是郑和下西洋停止背后的利益冲突。

还有一点，是自永乐五年始，朱棣给中央政府官员的俸禄从米粮变成了胡椒，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粮食来作为皇帝北征的军需，从一开始，这个办法倒是比较双赢的。

在永乐年间，胡椒还是稀缺品，官员们得到了胡椒还比较开心，可郑和带回来的胡椒越来越多，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现在胡椒满大街都是，价格一路走低，但政府给官员胡椒的折俸比例还是没变，很显然，皇帝是想通过行政手段维持一条把过量胡椒以高价倾销给官员的暴利渠道。

根据万明的研究，十七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而朱棣时期的胡椒一直发到了他的曾孙明英宗时期，好不容易发完了，总算可以改回发米粮了，现在皇帝又要下西洋搞胡椒，满朝百官怎么可能同意，不得跟你玩命？

除了以上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收入都进入了皇帝本人的内承运库，地方上的官员不但没能从下西洋上获利，还要承担起朝贡贸易所带来的成本，脏活累活他们干完了，好肉好汤都归中央了，地方上能不反对吗？

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触动的利益集团太多，朝贡贸易的收益分配又不合理，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阻力，同时朝贡贸易违背了正常的商品经济规律，朱棣这种强势君主在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强买强卖的局面，可等他一死，继任者就不得不在国内各色利益集团的反对下，宣布下西洋事业的结束。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朱棣驾崩，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上台后，停罢了郑和下西洋。很多学者就说，朱棣在位期间好大喜功，财政吃紧，幸亏明仁宗改弦易辙，停下西洋，罢征蒙古，这才让社会恢复了元气，缔造了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

然而，这些人却忽略了，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而他的继任者明宣宗朱瞻基却在宣德五年再次启用郑和，进行了明朝官方的最后一次下西洋。关于这次下西洋的动机，可以参考两个月前工部尚书黄福的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