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汉武大帝 一个民族的形成与扩大（第3页）

但这时候，长安这边刘据已杀了江充，但未能联络上皇帝，中央与汉武帝失联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此时的刘据心乱如麻，他老师告诉他：“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汉武的时代与秦朝不远，当下的状况，立刻让人们想起了赵高、李斯沙丘密谋，篡改始皇遗诏谋杀扶苏的故事。现在汉武帝生死不明，兵贵神速，刘据必须当机立断，作出下一步的抉择，不然难保他不会成为第二个扶苏。

刘据自然不想步扶苏后尘，于是干脆起兵，围了丞相府，俨然一副强行上位的架势。这时，汉武帝派来安抚的使者赶到了，要是使者好好给刘据疏导，或许此乱可以消弭于无形，但这个使者是个胆小鬼，见太子派兵控制了长安，大肆搜捕江充余党，他被吓得不敢进城，索性直接回报汉武帝，说太子已经谋反了。

汉武帝信以为真，惊怒不已，眼看宰相刘屈氂也逃到甘泉宫，他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相当于下令让宰相发兵，随后在汉武帝的军事镇压下，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随之服毒自尽。

这就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历来对巫蛊之祸的发生，说法很多。

有人说，汉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早想易储，这是他故意引太子谋反，再好名正言顺地镇压；有人说，这是汉武帝想打击外戚势力，但在操作过程中失误，不小心把太子本人给牵连进去了；还有人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汉武帝晚年昏聩，为封建迷信所误，被江充等小人钻了空子，这才酿造了这一起人伦悲剧。

在“巫蛊之祸”中，汉武帝扮演的角色我们后人只能猜测，毕竟除了他本人，没人能知道他的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巫蛊之祸”的爆发，即使并非汉武帝本人意愿，他也难辞其咎。

当时，汉武帝刘彻“尚功”，太子刘据“守文”，有点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翻版的味道。

不过，比起秦始皇将扶苏打发到上郡，汉武帝可舍不得刘据远走。刘据劝他别再打匈奴，汉武帝就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他认为像这种割韭菜、打匈奴的事，自己这代干完了，留一个安稳的天下给太子，多好。

汉武帝还常常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可见汉武帝是默认了，在自己死后太子将会改弦易辙，用“守文”的方式，将大汉拉回休养生息的轨道上来。由此可知，说因为汉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而要杀太子的，不过是捕风捉影的阴谋论，根本不足采信。

但在当时，太子刘据的地位还是不稳固，因为有两拨人日思夜想地要将太子刘据拉下马。

第一类，是以“巫蛊”之名逼反太子的江充等人。

这些人都是汉武帝时的“尚功”近臣，只有在汉武帝的拓张政策下，他们才有用武之地，而太子的政治理念是“守文”，追慕文景之治，根本不可能重用他们这些人。

当时汉武帝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太子即位，这些尚功酷吏们的仕途也就该到头了，所以江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汉武帝养病之际，借着巫蛊来打掉太子刘据。

这类人的心态有点像当年的李斯，因惧怕扶苏上位行宽仁执政，把他们这些刑法之臣淘汰掉，故而参与了赵高的沙丘密谋。

第二类，是在长安打败了太子军队的宰相刘屈氂。

汉武帝晚年有一宠妃，为李夫人，生下一子刘髆，而李广利、刘屈氂围绕在刘髆周围，成为了李氏集团。

彼时卫青、霍去病已死，太子刘据没了依靠，孤立无援，李氏集团野心滋长，妄想取太子之位而代之，就在巫蛊之祸发生的第二年，李广利就请立刘髆为太子，夺储野心昭然若揭。

所以，巫蛊之祸的真相，是以江充为代表的尚功集团借着汉武帝外出养病的疏漏，率先对太子发难，李氏集团瞅准时机，推波助澜，同时又因事件过程中发生了如“武帝失联”“使者胆小”等一系列意外，它们组合到一起，最终酿造了戾太子刘据的悲剧。

太子刘据自杀后，汉武帝追悔莫及，他夷江充三族，杀掉了所有在巫蛊之祸中参与陷害太子的人，给太子鸣冤的车千秋被提拔为宰相，他为太子修建思子宫，是为归来望思之意。

汉武帝也没如李氏集团的意，而是改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为储君，是为日后的汉昭帝。

后元二年，汉武帝病入膏肓，有人跟他讲，说长安的牢狱中有天子气，他就打算大开杀戒，到了，才发现牢狱中有个孩子叫刘病已，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

汉武帝在得知这是他的皇曾孙后，沉默许久，叹了句：“天使之也。”

不知道那天夜里，汉武帝有没有梦到多年以前，刘据刚刚降世，自己将他抱在怀里，载歌载舞地嬉戏。那时候的他们，就跟这世间最普通的一对父子一样。

七

汉武帝的连年征战，穷奢极欲，让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起义，而趁着汉朝内乱，匈奴也卷土重来，多次打败汉朝军队，就连西羌、乌桓、西南夷等外族也蜂拥而起。

在历经晚年丧子之痛的汉武帝，眼见面前这岌岌可危的汉室江山，想到秦朝亡于农民起义的前车之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一生的过错，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书：“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正是汉武帝及时悬崖勒马，在晚年调整了政策，这才没有重蹈秦亡的覆辙。

现在的一些学者也认为，汉武帝在晚年，国家政策从“尚功”转为“守文”，不再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是转向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这才给后来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但就目前来讲，汉武帝下发的《轮台悔过诏》，它的详细内容只在《资治通鉴》上有记载，在班固的《汉书》中可从来没有“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这样的字眼，所以辛德勇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悔过”根本子虚乌有，是司马光为了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而编出来的故事。

理由有三。

第一，汉武帝临死前，给八岁的继承人刘弗陵选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而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尚功”的大臣。

试想，如果汉武帝晚年真打算政策转向，那么他托孤的时候，留下的顾命班子应该是“守文”的儒家文官，或者以修身养性为主的黄老学派人物才对吧？

但从汉武帝给儿子留的中央决策层来看，汉武帝并没有打算进行政策转向，而是希望自己的扩张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这是汉武帝没有“悔过”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汉昭帝时，朝廷举办了一场关于盐铁专卖的辩论会，有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著为《盐铁论》。

在这部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尚功”派大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们展开议政，就关于要不要继续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一事，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我们想一想，如果汉武帝晚年真的进行了政策转向，又何须来这么一场辩论？而且，在会议辩论过程中，贤良们没有一个提及过汉武帝晚年后悔的事。假如汉武帝真的追悔过，这些贤良一定会引用汉武帝的言论，来证明盐铁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政策不合理。但是没有。可见辩论双方都清楚，汉武帝晚年从来没有任何悔过的言辞，更没有改变政策取向，这是汉武帝没有“悔过”的第二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