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汉武大帝 一个民族的形成与扩大（第4页）

第三，《资治通鉴》中，所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这几句话。根据考证，这应该是司马光抄录一本叫《汉武故事》的书，而这本书什么鬼怪乱神的事件都敢收录，因此可信度堪忧。

我们只看《汉书》中轮台诏的全文，梳理下前因后果，就可以窥出一二真相。

这份罪己诏的背景，是当时桑弘羊上疏，打算派人去西域轮台驻军屯田，可被汉武帝拒绝了。他跟桑弘羊讲，轮台地处偏远，前段时间我派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兵折将，朕不忍闻，所以还是让士兵们休息一阵，至于轮台驻军这个事，就算了吧。

从这个《轮台诏》的原本来看，汉武帝从头到尾就只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从来没有对自己“尚功”的事业有过追悔，在本质上，这个只能算是短期的战术调整，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转向，这是汉武帝没有“悔过”的第三个理由。

综上所述，汉武帝一辈子都在征途上，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有过后悔。在他死后，汉朝迎来的“昭宣中兴”也从来不是“文景之治”的复刻，在汉宣帝时，汉军再次讨伐匈奴，大获全胜，还继武帝之志，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第一次将新疆并入了中国版图。

可能还会有无数人觉得，汉武帝不尊重人权，不讲民主自由，是个草菅人命的暴君。

不过，我倒是可以讲一个相关的故事。

当年，以“民主”为荣的希腊人赶走了僭主米太亚得，全盘否定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认为亚历山大剥夺了希腊城邦的人权与自由。

结果，失去了“暴君”庇佑的希腊人先被罗马统治，再被奥斯曼征服，在历经多次的外族凌虐下，希腊人口锐减，险些亡族灭种。

故而，在希腊独立战争的时候，诗人拜伦写下了一首长诗《哀希腊》：

暴君米太亚得千古留名。

但愿我们现在拥有一位暴君，与他一样精明。

他会保护我们不受欺凌。

八

我们再谈谈那句“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这话乍一看，醍醐灌顶，直击灵魂，但细细思索，却发现漏洞百出，因为它刻意将“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对立了起来。事实上，这两者不但不是对立关系，还是个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

没有大国崛起，何来小民尊严？

宋朝的时候社会富饶，可国家孱弱，引来北方金国、蒙古的南侵，最终靖康之耻、崖山灭国。这时候，没了大国的庇佑，小民的尊严又从何谈起？

没有小民尊严，何来大国崛起？

上个世纪的苏联，毫无疑问是个强盛的超级大国，可因为冷战，举国总动员来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视小民幸福，结果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走向了解体，没有小民的支持，大国怎能崛起？

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从来不是矛盾的，没有大国的崛起，小民根本没有尊严可言，没有小民的尊严作为支撑，大国的崛起也必然不能持久。

公元前81年，桑弘羊与贤良们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他们的论点，就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小民尊严？

贤良们怒斥，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无视了底层百姓们的幸福，扼杀了原本繁荣的民间经济。

但桑弘羊只问了三句话，就让贤良们哑口无言：不进行盐铁专卖，战争开支怎么办？国家财政怎么办？地方割据怎么办？

面对桑弘羊的三大质问，贤良们无从正面辩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从仁义道德等方面避重就轻地谴责。

其实直到今天，所谓的“桑弘羊之问”，依旧是横在各个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到底是计划经济，将民间经济收归国有，好让国家强盛，还是市场经济，让利民间，使得社会繁荣？

在我看来，盐铁辩论的双方，他们的言论都各有道理，不论是国营专卖，还是私人经营，都各有利弊。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应该教条主义、专持一方，更应该学会见风使舵、因时制宜，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选择。

比方说，我们正处于危难之中，迫切需要团结力量办大事，把劲儿往一处使，这时候就应该国进民退，人权自然应该保障，可人有自私性，没有国家的强制力，分散在民间的资源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组织。就像我们建国之初，一穷二白，外部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这就需要计划经济，让国家包办一切，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要紧的地方。

又比方说，我们正处在无大威胁、社会相对安逸的时候，就应该放权民间，不要过多干预，让底下的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良性竞争下各显其能，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让民生逐渐兴旺、社会趋于繁荣。正如改革开放时，冷战趋于末端，就需要市场经济，使民间自由生长，让社会这片园圃生长出姹紫嫣红的花海。

在我眼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既不是哈耶克宣扬的“市场的守夜人”，也不是凯恩斯认为的“市场的干预者”，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为政者，应该一张一弛、宽猛相济，而不是偏信一端。

所以，一个优秀的为政者，应该是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中，意识到当下国家社会所面临的具体状况，最终来判断出，自己现下到底是该当“守夜人”，还是“干预者”，亦或者来个肆意切换、反复横跳。

就以汉朝来讲，汉初时，刚历经秦末乱世，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刘邦连六匹毛色一致的马都凑不齐。

所以方才有了吕雉、文帝、景帝“开关梁，方关津，驰山泽之禁”，国退民进，使得社会经济慢慢复苏，政府只做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

可到了武帝时，民间经济自然生长，繁衍出了许多兼并土地的恶霸豪强，而外部又有匈奴统一草原，屡次破关劫掠，威胁汉朝边境，再采取放任的清静无为政策，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故此，汉武帝当起了“干预者”，将民间经济国营化，充实财政，集中社会力量为政府所用，对内打击豪强，对外讨伐匈奴，实现了汉民族形成与扩大，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更是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在汉武帝之前，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想象里，只是一个东方的普通国度。匈奴拿中国当草谷打，月氏怀疑中国能否打过一个部落，夜郎认为中国没有它大，就连亚历山大都觉得，只要翻过喜马拉雅山，那里就是一片荒原与大海。

在汉武帝之后，他们发现他们错了，还错得比较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