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仁义与富贵（第2页）

我们的青年时代过得真快，还在想着还有明日不用着急的时候，明日竟然一下子如矢飞去，如今我已垂垂老矣，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希望青年们能够以此为前车之鉴，勿再蹈我等后悔之辙。青年们励精奋勉的精神，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命运，责任非常重大，历来有一定作为的人，都是在青年时代就痛下决心的。

说到决心，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方面，特别是在金钱方面更要注意。因为在单纯的过去都有“无恒产难保有恒心”的警句，而现在的社会结构更是一天比一天复杂，对于金钱，如果没有相当的觉悟，就可能会陷于意外的过失之中，导致失败。

金钱是宝贵的东西，但同时又是卑贱之物。从宝贵这个观点来看，金钱是劳动的象征，代表劳动成果，依照约定，既定物的代价可以用金钱算出它的价值。这里所说的金钱并不是单指金银、货币、纸币之类的通货，而是泛指可以用来衡量一切财富的金钱，所以，可以说金钱是财产的代名词。

我记得在昭宪皇太后的御歌中有这样一句：“心地好，黄金是财宝；心机坏，黄金带灾害。”这真是一句对金钱再恰当不过的评语。从中国古代典籍来看，他们对金钱的鄙视风气，一度很盛。《左传》有“小人怀璧其罪”的句子；《孟子》有阳虎“为仁不富，为富不仁”鄙视金钱的论调。阳虎本不是值得敬佩的人物，但此言在当时诚为智言，为世人所公认。除此之外，像“君子财多损其德，小人财多增其过”这种说法在中国古典书中也多可见。总而言之，东洋自古以来的风尚，是颇为鄙视金钱的，认为“君子不可亲非它，小人亦应当以之为戒惧”，以致为矫正世俗贪婪无厌的弊病，形成了极端鄙视金钱的风气。

我以自己平生的经验认为《论语》与算盘应该是一致的。孔子在切实地传授道德教育世人的过程中，对经济问题也是相当关注的，这散见于《论语》的各篇中，特别是《大学》，更陈述了生财的大道。治世为政，需要行政费用自不待言，即使是普通的老百姓，其衣食住行也必然要和金钱发生关系。而治国济民，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必须调和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因此，作为一个实业家，为了使经济与道德一致，从而平行发展，我时常采用平易的方式，向大家说明《论语》与算盘相互调和的重要性，希望能引导大家留心。

过去，不仅仅在东方，就是在西方也存在着鄙视金钱的风气，这是因为一谈到经济问题，总是先考虑得失，有时就会伤害到谦让、清廉等美德，而这又是常人最容易犯的过失，所以都格外地加以警惕。为了加强戒惕之心，于是有人提出鄙视金钱的观念，慢慢地就成为一般的风气了。

我记得在某一个报刊上曾看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的。”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极端，但仔细思考起来，一切商业行为都伴随着得失，人们容易为了利、欲而迷失方向，背弃仁义之道。为使人们警惕，他才使用了那种过激的言辞。人性的弱点是过于注重物质，人们在忘却精神上的事后容易产生过分重视物质的弊害，尤其是思想幼稚，道德观念薄弱的人，更容易陷入这种弊害之中。也许正是因为以前社会知识水准低，道义心浅薄，陷于罪恶的人比较多，所以人们才提出鄙视金钱的观点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社会，一般的人格都逐渐提升了，所以对金钱的想法也有相当的进步，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来获得收入，把金钱用在正道上的人多了，对金钱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可是人性有其弱点，有些人在利欲熏心之下，很容易产生富贵第一、道义第二的错误思想。如果这种思想发展严重了，就会有金钱万能的想法，而将十分重要的精神问题弃之不顾，成为物质的奴隶。

幸亏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财致富同道德相结合的倾向日见增加了。尤其在欧美，“真正的财富是在正当的活动中取得的”观念已经一步步稳当而顺利地被付诸实行。我很希望日本的青年也能够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再陷入金钱之祸，要好好利用道义与金钱的价值。

确立义利合一的观念

社会中的事，有利必有弊，西洋文明的输入对日本的文化虽有很大贡献，但在另一面也产生了一些弊害。也就是说，当日本在引进世界性的事物沐浴其恩泽，享受其幸福的同时，也一并传入了世界性的毒害，这是不争的事实。

凡是日本的国民，就有责任和义务寻求根治病毒的方法。我思量再三，认为根治病毒的方法大概有两种可以采用。一种是直接研究病毒的性质，然后投以适合的药方；另一种是尽可能使身体各部位器官强壮起来，强壮到纵然有病毒入侵也不怕，因为已经养成了抵御病毒甚至能够杀死病菌的身体素质。那么，这两种方式应选哪一种呢？我们原本是实业工作者，要研究坏思想的病理病源，并讲究治疗方法，只怕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应做的工作在于国民日常的养生方面，只有让国民有了强健的身体，才能抵抗病毒的侵害。我将我所认为的治疗法，即危险思想防抑对策披露于此，希望一般世人，特别是实业界的朋友，能好好加以考虑。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利用厚生与仁义道德这两方面，自古以来就结合得不太紧密，因而有所谓“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话，以为近利则远仁，依义则失利，将仁与富解释为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此将仁与富完全分开解释，好像两者水火不相容。这种错误解释造成一个极端的结果，就是投身于利的人，就可不顾仁义道德。我对这一点多年来一直叹惋不止。其实这个观念是后世某位学者所造成的罪过，我以前已经提及，孔孟之教以“义利合一”为主，只要一读四书，便可明白。

宋代大儒朱熹在《孟子序说》中说，“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非常鄙视钱财功利。将此言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即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的”意思前后一致了。换一种说法就是：仁义道德应该是神仙般不思凡欲的人的行为，投身生产事业的人可以无视仁义道德。这样的解释绝不是孔孟之教的精髓，乃是闽洛学派的儒者所捏造出来的妄说。然而我日本国从元和宽永时代开始，此学说就很盛行，所以造成了一种现象：一提起学问二字，人们便以为，除此一家之外别无分号。然而这一学说给今日的社会带来多少弊病呀？

误传孔孟教义的结果是，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完全的利己主义，既无仁义也无道德，甚至钻法律漏洞，一心以赚钱为依归。影响之大，大到今日的实业家多数都是抱着一种只要自己能挣钱，他人和社会都可置之不管的观念。长此以往，将来的贫富差距将逐渐拉大，更可想见的是，社会会逐步沦入卑鄙无耻的地步。这正是误传了孔孟之训的学者数百年来在学术界横行跋扈所产生的遗毒造成的结果。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实业界的生存竞争也日渐激烈。这时，如果实业家只汲汲算计个人的私欲私利，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其他一概不管，那么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全，令人讨厌的危险思想一定会慢慢地滋生蔓延。那时候应该由实业家的双肩来承担。所以，为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必须匡正这种坏风气不可。本着我们的职分，尽一切力量，根据仁义道德来进行利用厚生之道，作为行事的方针，并努力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富且能行仁义的例子实在不少。如果对义利合一还有任何疑虑，今日应该立即连根拔起，好使心中疑虑一扫而空。

富豪与道德上的义务

我这个不服输的老人平素好管闲事，都这把年纪了，还在为国家为社会早晚忙个不停。即使在自己家中，也可看见我在说这说那，常有很多人来洽商种种的事务，有来要求捐助的，有来向我借钱投资做生意或缴学费的等等，种种不近情理的事都有。不管是来做什么的，我都一一接见。

因为社会这么大，贤者、伟人相当多，如果担心来难缠的人或坏人，就玉石不分，一律拒绝，大门深锁，则不但对贤者有失礼貌，也不能完全尽自己对社会的义务。所以我对任何人都不设防，来者不拒，尽量以诚意与礼让相待。对无理的要求则加以拒绝，而对能做的事则尽力而为。

中国古语有“周公三吐哺，沛公三握发”之谈。即大政治家周公用餐时如有访客，他就停止用餐，将含在口中的饭吐出来，接见客人，听取高见。等访客走了，再继续用餐。如果又有客人来，他就再次吐出食物接见客人。据说有一次他如此吐了三次，一点都不厌其烦，可见其对来访客人有多么尊重。沛公是开创汉朝四百年基业的高祖，此人效法周公，主张广交贤者，梳发时，如有来客，他就停止梳发，用手握着头发接见客人。三握发是说，梳发之间中断三次以接见访客。这都表示两人非常欢迎客来的意思。

我不敢和周公、沛公媲美，但在广接贤客这点上，我也是无论对谁都竭诚相迎。但社会上有不少人嫌接见访客麻烦而不愿接见客人，尤其是一些富豪和名士之流，厌恶来客的风气特别浓厚。这样的作风，对国家社会就不能尽到他应尽的义务。

前些日子，我见了一个富家公子，他刚大学毕业，向我请教一些走进社会应该注意的事情。我先告诉他，我要讲的话可能会得罪令尊，他可能会因我说的这些多余的话而恨我，然后才说了以下的一些话：现在的富豪很让人不解，大都只盘算自己，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极其冷淡，其实富豪只靠他一个人赚不了那么多钱，是社会提供给他机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社会赚取来的。比如说，他拥有许多地皮，闲置不用，但空地太多也真伤脑筋，于是，将土地出租以收取地租，就要仰赖社会上的人。而社会上的人们工作赚钱，事业蒸蒸日上，租地者会越来越多，空地就越来越少，地租也就越来越高，地主便越赚钱。所以地主要自觉意识到，自己所以成为财主也是社会的恩赐，从而对社会救济或公共事业率先作出贡献，以回馈社会，这么一来社会才会日趋健全，同时自己的资产运用也渐次稳健踏实。

反之，如果富豪之士妄想漠视社会，以为他离开社会，亦能维持其财富，对公共事业、社会公益弃之不顾的话，则富豪与社会大众必然会发生冲突。不久，对富豪的怨嗟之声就会转化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罢工罢市，其结果将给富豪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一个人在谋取财富的同时，也要常常想到社会对他的恩义，毋忘对社会尽到道德上的义务。

我说这些话，可能会被富豪憎恨，然而，社会上这些有钱人为何都采取这般退缩的态度？真令人难过。前些天我和一位富豪谈话时问：“你们富人为什么不站出来关心一下社会呢，这怎么行？”他回答说：“太麻烦了。”如果只因为怕麻烦就退缩，而光凭我们热心奔走、呼唤、呐喊，也实在无法顺利建设公共事业。

目前我们正在发起建设明治神宫外苑的计划，具体说，就是在代代木到青山的整个地带，建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模样，同时再建一个可传中兴帝国之英主、先帝之遗德于后世的纪念图书馆，之外还要建立各种教育性的娱乐机关，这些计划预计需要四百万元经费。但仅筹措这笔费用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请岩崎先生与三井先生一定要伸手援助，同时，希望社会上的大富豪们，对社会多尽他们在道义上的义务，为公共事业尽些力。

能挣会花

金钱是现在世界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的通称，可以衡量各种物品的价值。货币特别地便利，它可以同任何东西交换。太古时代是物物交换，如今，只要有货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任何东西，货币的可贵就在于它所代表的价值。

因此，作为货币的第一要件是，货币的实际价值要和物品的价值相等，如果只是称呼上相同，而货币的实际价值减少的话，相对地，物价就上涨。其次，货币便于分割。比如说，有一个价格一元的茶杯，如果两人想各取一半，不能办到，因为将茶杯裂成两半，茶杯就没有使用的价值了。但用货币就可以办到，如果需要一日元的十分之一，就用十日分的硬币。第三，货币可用以明定产品的价格。如果没有货币，就不能明确定出茶杯与烟灰缸的等级。如茶杯一个十日分，烟灰缸一个一日元，即表示茶杯的价格是烟灰缸的十分之一，有了货币才能定出产品的价格。金钱是珍贵的，不只青年渴望它，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希望得到它。就如前所述，货币是物品的代称，所以必须同珍视物品一样珍视它。

从前有位叫禹王的人，就对琐细的东西都很珍惜。又如明朝朱子（朱柏庐，著有《治家格言》）也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一寸的丝、半张的纸，甚至是一粒米也一定要珍惜才好。有这样一则佳话：在英格兰银行有位很著名的人物叫吉尔伯特，他年轻时，到银行参加面试，正要离开时发现室内地面上掉有一个别针，吉尔伯特随即将它捡起来别在了衣襟上。面试官看到了，便叫住他问：“先生，你刚才好像在室内捡到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吉尔伯特神色自若地回答说：“一个别针掉在地面上了，捡起来还能用，如果让它搁在地上却很危险，所以我就把它捡起来了。”面试官听了很感动，于是进一步问了他一些问题，结果发现他是一个深思远虑，很有前途的青年，所以就录用了他。后来，他果然成为了一个大银行家。

总之，金钱是表现社会力量的一种重要工具，非珍惜它不可，可是，必要时尽量使用它也是应该的。能挣会花，就活跃了社会，从而促进经济的进步，这是有为人士应该努力的方向。

真正擅长理财的人，必须是能挣钱，同时又会花钱的人。所谓会花钱，是指正当的支出，也就是善于使用它。比如医生所用的手术刀，良医用它可以解救病人的生命，如果让疯子使用它，它可能就成为了伤人的凶器。因此，我们珍视金钱也应谨记要善用金钱。事实上，金钱既可贵又可贱。金钱的贵贱，完全在于持有者的人格如何。然而世间往往曲解珍惜金钱的意思，变成吝惜金钱，这一定要注意。

对金钱力戒浪费，同时也不要吝啬。只知道挣钱而不懂得花钱，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守财奴。所以，希望今日的青年不要做一个浪费者，同时也不要成为一个守财奴，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