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门功课（第2页）
平日里，苏曼殊观悲剧则泪眼婆娑，闻哀乐则袈裟湿透，思故人则泪如雨下。一次他月夜泛舟，面对湖上月影涕泪纵横，哭罢则歌咏古人词句，恍如神游幻境。
而有些时候，苏曼殊甚至不懂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例如，一次孙中山让宋教仁接济苏曼殊二百大洋，困苦的曼殊接钱后狂喜，遂广发请柬，大宴宾朋，孙、宋亦在被请之列，接帖时，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苏曼殊的好友胡韫玉也有过类似记载。一次，胡韫玉赴好友饭局，在路上遇到苏曼殊，胡韫玉问他去哪里，苏曼殊说“赴好友约”，胡问在哪里，苏曼殊答“不知”，胡又问何人招待，苏曼殊也答不知。苏曼殊又问胡去往何处，胡答“赴好友约”，苏曼殊说“既然这样那么就一起去吧”，吃饭时也不管其他人，自己开吃。
其实主人请的是胡韫玉，并没有请他，请他的主人却还在苦等。苏曼殊的行事往往如此。
苏曼殊与这些人情世故的隔膜，自然也导致了一些朋友的疏离。他在藏书楼时给刘三写信抱怨：“你我匆匆惜别，没有一封信来，难道是我苏曼殊根器浅薄，你不屑教诲？背离我这样快，让我情何以堪？我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是处，都因为没有阅历，所以别人都因此而疏远我，我想着这件事就想骂人了。”
苏曼殊有句口头禅：“没有阅历可不行呀！”看来，苏曼殊是知道自己的缺点的，因此时时提醒自己要有点“阅历”，并广泛教育他人。我们现在是抱着轻松的心情来看苏曼殊的笑话，然而，苏曼殊对人情世故的不解和追求，却让我辈轻笑中又有些许心酸。
苏曼殊其实非常在乎朋友对他的态度，因为昔日好友对自己的疏离，苏曼殊甚至不愿栖身此“污浊恶世”，决意“谢绝交游”，与章太炎一道前往印度学佛，但大概是因为路费没有着落，最终也未能成行。
其实，即使如好友刘三，对苏曼殊的任性也有不满。据陈去病回忆，一次苏曼殊在晚上独自哭泣，陈去病忙问缘故，苏曼殊答道：“刘三骂我。”原来刘三曾劝苏曼殊赶紧娶亲，并愿意给他做媒，苏曼殊以自己是和尚为由拒绝，等到苏曼殊请他做媒时，刘三又说：“和尚如何能娶亲？”可见，这两人能成至交，还真是有缘故的——冷笑话很多，不是吗？
关于苏曼殊娶亲方面的传闻章太炎也有提及：苏曼殊小的时候，苏杰生为他定过亲，等到他大了以后，家道中落，自己又不僧不俗，女方家就悔婚了。苏曼殊想要再娶，女方家都不同意。苏曼殊就到妓院里大哭，把妓女们都吓得避走了他才离开。苏曼殊曾遇到一个外国肥女，重四百斤，身子像大桶一样。苏曼殊看着她，问：“想要交往吗？哪里能找到和你一样肥的人呢？”外国女人说：“所以我想要找瘦的人。”苏曼殊说：“我身体瘦，做你的男人怎么样？”章太炎这么揭苏曼殊的短，似乎有作伪之嫌。联想苏曼殊对初恋的投鼠忌器，似乎苏曼殊再不堪，也没有必要多次向各家求偶，甚至对这样的外国女人还感兴趣。
不过，回到日本后的苏曼殊举止确是有些怪异，甚至呈现出精神病的症状。苏曼殊在1907年12月回日本后，因肝病在医院静养。
病稍愈后，苏曼殊仍然搬往刘师培处同住，而他的精神病症状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了。
据说，一日，刘师培的妻子何震正在二楼洗澡，刘师培则在洗澡间外独坐。要不说刘师培有先见之明呢，正此时苏曼殊突然冲上二楼，非要推门进去不可，刘师培阻拦不住，情急之下竟打了他一个耳光。苏曼殊瘫坐凳上好一阵才缓过来，多次向夫妇二人合十道歉。又一次，刘何夫妇二人已就寝，苏曼殊突然光着身子推门而入，指着桌上的油灯大骂近半小时，然后径直回屋。夫妇二人战战兢兢，生怕苏曼殊再回来。
苏曼殊的这种率真性情或是神经质，虽然导致一些朋友对他的疏远，但总体上来说，苏曼殊的多数友人多不忍苛责他。只是，马君武除外。有一次，马君武和苏曼殊争论拜伦诗的翻译问题。马君武认为以格律谨严的近体诗来译为好，苏曼殊则赞成以格律较疏的古体诗来译最佳。苏曼殊以为马君武不懂外语，毫不相让，马君武屡次被苏所屈，竟恼羞成怒，欲对苏曼殊挥以老拳，为杨沧白及时阻止。杨后来对人说，苏曼殊已经是极可怜之人，何忍心再加以拳脚？
在苏曼殊去世后，一些青年认为苏曼殊算不上是革命党人，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什么具体的革命党行动。为此，李焰生还屡次为之辩护：首先，苏曼殊人如其文，是革命党人的作为；其次，曼殊三十余年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为人天真；再次，革命党人最看重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但在苏曼殊的心目中，他不知道富贵、威武为何物，也不知道它能**人、屈人，这种境界较一般的革命党人更高。曼殊在世时，革命党自孙公（孙中山）以下都敬爱他，也没有苛责他做不到的事。
不过，苏曼殊的这种真性情也确实不太适合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冲锋陷阵，或是情报暗杀，苏曼殊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人，这一点当时的革命党就有共识。他是革命党思想上的同路人，但由于精神上的病态，革命党也始终只能和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翻译：一个世纪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东京，苏曼殊勤于绘事，并尝试翻译外国名著，这是他一生中译介卓有成效的时期。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包括翻译《阿轮迦王表彰佛诞生处碑》、出版《文学因缘》、刊布《岭海幽光录》和《裟逻海滨遁迹记》。他的这些活动对于后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意义重大。可以这么说，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
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首先，比较是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的，最简单的就是对两种民族文学之间相似性的研究，比如中西方文学之间都有某些神神怪怪，某些相同的哲理，比较被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但是到了后期，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它的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在这个谱系中，苏曼殊的这种自觉的比较就产生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草创时期。所以，我们说，像苏曼殊这样的民国文人，很多都是译介者，也是比较文学的先行者，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苏曼殊的译介活动的意义在于，他着眼于民族语言的差异和共同的情感，这正是比较文学所强调的“内部的研究”，这对中西文学比较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苏曼殊在东京出版《文学因缘》，不得不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本书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类。前者主要译的是拜伦的诗歌，这是因为拜伦所提倡的自由和反抗精神的诗歌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者则主要翻译了《诗经》中的部分民歌、古诗十九首及杜甫、李白的部分诗歌。但是遗憾的是，现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无从查找了，不过好在苏曼殊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精彩绝伦的序文，从中我们可以管窥该书的大致面目和苏曼殊的文学思想。
他在《文学因缘·自序》里认为，各种文化氛围中诗歌最具有不同的民族语言特质。在谈到诗歌翻译的问题时，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各民族文学独特性的认同：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况歌诗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产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
这里的“节族”也就是节奏的意思。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学是其独特的文化、社会和心理生活的产物，所以，这些作品的优越性只有在它成长的环境里才会被充分领会，而这种领会也需要读者具有这样的生活背景，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广东的“木的品质”在异乡水土不服的原因（“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
所以，苏曼殊在这里的意思很明确，翻译就像是把一个地方的树移栽到另一个地方，一种语言的作品译介到另一个地方，很难保证其精华和本质不被损耗。
比如，苏曼殊说什么损耗得最多呢？节奏和声调。这是一首诗形式美的重要方面，但是语言的差异必然导致节奏和声调在译作里的丧失。这是很有道理的，诸位，想想中西文化交流至今，中国的《唐诗三百首》有什么值得让大家记住的译本吗？西方家喻户晓的《圣经》中译本，也是依靠几位外国传教士二十世纪初翻译的文言本，还竟然沿用至今。《圣经》流传到今天其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文本，也是了解西方思想最重要的文献，而对这样的文献，我们今天依然连一本像样的中文译本都没有。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更应该意识到苏曼殊等在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问题，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问题，苏曼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同感”。他在《自序》里面说：尝谓诗歌之美，在乎气体；然其情思幼吵，抑亦十方同感。
也就是说，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思想感情却是“十方同感”的。诗歌，作为传达感情的载体，最能体味和把握情感的震**和脉动，因为情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翻译的重要目标就在于传达人类之间的那种微妙的情感。
在1909年5月写给高天梅的信中，苏曼殊也表达出这种意思。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屈原、李白和拜伦有相通之处，因为他们都是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者；李商隐的绮丽精工和李贺的奇崛幽峭则和雪莱暗合；而其下的杜甫则是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辈能比。
可见，在论资排辈上，以情取胜的方是真诗人。
而在译介中，懂得梵语、日语、英语的苏曼殊显然对我们现在推崇的译界巨擘辜鸿铭、林纾等不以为然。他认为，林纾翻译的小说，因为他自己不懂英语，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不及原著万一；辜鸿铭的翻译倒是“辞气相副”，可惜辜氏志不在文字，而是“宗室诗匠”。
苏曼殊的评价令我辈汗颜，也十分心服。为什么？苏曼殊的理由就两条：懂不懂外语？懂外语还不行，懂不懂诗？一个是技术性的基础，一个是天才型的保障，缺一不可。苏曼殊既懂外语又懂诗，他的要求自然极高。
苏曼殊曾经翻译过拜伦、彭斯、雪莱、歌德等人的诗歌，那么，苏曼殊对自己的翻译怎么评价呢？当然苏曼殊也有点没羞没臊，他觉得自己的译诗“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
不过，客观来看，苏曼殊的诗到底如何呢？我们也来比较一下。以苏曼殊翻译拜伦的《哀希腊》为例，我找了梁启超、马君武二人的翻译来一起比较。
先看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用元曲形式翻译的《哀希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