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第1页）
文明及其缺憾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晚年探讨社会文明的一部主要著作。作者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但幸福又是难于达到的。因为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体的力量所代替，同时还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却对人的本能尤其是**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企图让人在攻击性方面做出牺牲。于是，人们只好求助于爱欲的力量，以所谓的共同的文明生活来避免痛苦。他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而在文明的进化中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与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剖析了文明社会，痛斥了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并把希望寄托在爱欲的力量之上。这里，弗洛伊德看到本能与文明的矛盾、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文明的发展日益要求人们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忽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源，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把文明与本能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对个性扼杀的观点则流于偏谬。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根据1930年德文版译出。
德文原版的第一章比本书其余部分在《精神分析运动》1929年11～12月，第1卷第4期杂志上发表得略早一点。第五章单独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2月，第2卷第1期）。在1931年的版本中增加了两三个脚注，该书最后一句是新增的。在早期的英译本中这些增补均没有。
弗洛伊德于1927年秋完成《一个幻觉的未来》的写作。在随后的两年中，无疑主要的原因是他因病著述甚少。但是，在1929年夏，他开始撰写另一本书，这仍然是一本以社会学为主题的书。初稿于7月底完成；11月初送去印刷。实际上于当年年底之前发表，尽管在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30年”（琼斯，1957，第157～158页）。
弗洛伊德最初为本书选定的题目是DasUnglüderKultur（《文明中的不幸》）；但是后来“Unglück”（不幸）被改为“Unbehagen”（不适）——这个词很难选取一个英文同义词，尽管可以使用法文的“malaise”（不适）。弗洛伊德在写给他的著作的译者利维尔夫人（MrsRiviere）的一封信中建议译作《人类在文明中的不便》（Man’sDisfortinCivilization）；但正是利维尔夫人自己发现了解决这个困难的理想方法，最后采纳了本题目。
本书的主题——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一些心理学著作。因此，1897年5月31日，他写信给弗利斯（Flies），“**（i）是反社会的，文明的责任就在于逐步地抛弃它”（弗洛伊德，1950a，手稿14）；一年之后，在一篇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的论文中，他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我们的文明应该为神经衰弱（henia）负责。”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中，他似乎并没有把压抑（repression）视为完全受外部社会的影响。虽然在《性学三论》（1905d）中，他谈到了“文明和性欲目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相悖关系”（标准版，第7卷，第242页），但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他对为抵御在潜伏期（thelatencyperiod）出现的性本能的抑制（dam）做了如下评论：“从文明化的儿童身上，人们往往得到一种印象，这些抑制的建立是教育的产物，而且毫无疑问，教育与此大有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发展是受器官（anically）决定的，是遗传（heredity）所固有的，而且有时根本无需教育（edu）的任何帮助它就能出现。”（同上，第177～178页）。
有一种“器质性压抑”（anicrepression）的观念为文明铺设了道路——这个观念在第四章开始和末尾（第99页以下和第105页以下）处的两个很长的脚注中得到了扩展——可以把它追溯到同一早期阶段。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他常常猜想，“有某种器质性的因素在压抑中起作用”（弗洛伊德，1950a，信75）。正是在这些脚注的意义上，他继续指出，采取直立的姿势，用视觉取代嗅觉作为主要感觉，是导致压抑的重要因素。在1897年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对同一种观点做了更早的提示（同上，信55）。在弗洛伊德已出版的著作中，在本书之前唯一提到这些观点的是在《对“鼠人”（RatMan）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47～248页）的一篇短文中，以及在《爱情心理学》（1912d，同上，第11卷，第189页）的第二篇论文中一个较小的段落里。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弗洛伊德早期对这一主题[34]所做的最长的讨论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他对文明的更深刻的内在根源进行分析。他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文明的限制是一种无中生有地强加于人的东西。
但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研究，导致他得出超我（super-ego）的假设，并且认为超我起源于个体最早期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之前，对于内外部影响在这些限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确实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这样大一部分篇幅（特别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所关注的是进一步探讨和澄清罪疚感（se）的实质，而且弗洛伊德（在第134页）宣称，他的“意图是把罪疚感视为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成为本著作的第二个较重要的问题（尽管它们事实上都不只是一个方面）——破坏本能（destrustinct）。
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本能或破坏本能的观点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们只能总结性地加以说明。在他的全部早期著作中，他看待这一概念的前后关系的背景主要是施虐狂（sadism）。他早期对此所做的冗长的讨论是在《性学三论》（1905d）中，在这本书里破坏本能似乎是性本能的“组成本能”（poinct）之一。因此，在第一篇论文的第二节（B）中他写道，“施虐狂相当于性本能的一个攻击性组成成分，它已独立出来并得到了夸张，并且通过移置作用（displat）而篡夺了领导地位”（标准版，第7卷，第158页）。不过，后来在第二篇论文的第四节中，攻击性冲动的这种原初的独立性得到了承认：“我们可以假设，残忍的冲动产生于事实上独立于性欲的根源，但可能是在某一早期阶段与性欲联合起来的。”（同上，第193页注）所谓独立根源可以追溯到自我保存本能（self-preservativeinstincts）。这一段话在1915年的版本中做了改动，在该版中指出，“残忍的冲动产生于对控制的本能（instinastery）”，关于它“独立于性欲之外”这个短语被删去了。但是，早在1909年在同阿德勒（A。Adler）学说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就曾做过一次更彻底的表态。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6b）的第三章第二节中，弗洛伊德写道：“我不能使自己得出假设认为，在我们所熟悉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旁边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攻击性本能，并且和它们是平等的关系（同上，第10卷，第140页）。[35]不愿意承认有一种独立于力比多（libido）之外的攻击性本能的观点受到了自恋（narcissism）假设的支持。攻击性冲动，以及仇恨冲动，从一开始似乎就属于自我保存本能，而且，既然现在这种本能已被归入力比多之中，因此没有必要提出一种独立的攻击性本能。尽管存在着对象关系的两极性，爱与恨。经常混合交织在一起，仇恨，本身有复杂的起源，但情况却依然如故。［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38～139页。］直到弗洛伊德假设有一种“死的本能”（deathinstinct），一种真正独立的攻击性本能才开始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发现。（特别请参见第六章，同上，第18卷，第52～55页。）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即使在那本书里，以及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例如在《自我与本我》的第四章里），攻击性本能仍然是一种次要的东西；产生于原始的自我毁灭的死的本能，在本书中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更多的是死的本能朝向外部的表现；而且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的后一部分也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中不止一处对此做了讨论。不过，我们想从弗洛伊德于1937年5月27日写给玛丽·波登巴公主[36]的一封信中引用几句话，在这封信里，他似乎暗示着朝向外部的毁灭性具有更原始的独立性：“当力比多从自我转向对象时，攻击性本能转向内部当然是力比多转向外部的副本。如果我们假设，最初在人生的开端，所有的力比多都指向内部，而所有的攻击性都指向外部，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幅很简洁的图式。但是，或许这种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在他的下一封信里，弗洛伊德才公正地补充说：“我请求您不要对我关于破坏本能的说法评价过高。这些话只是偶然说出来的，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它们认真地考虑一番。另外，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因此显而易见，《文明及其缺憾》是一部其兴趣远远超出社会学范围的著作。
本著作的早期译本（1930）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包括在里克曼（Ri）的《文明、战争与死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部著作选》（1939，第26～81页）中。
第一章
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种印象，即人们往往是根据错误标准做出判断——认为他们都在为自己谋求权力、成功和财富，并对已经获得这些东西的人表示羡慕，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在做任何这种一般的判断时，人们往往面临一种危险，忘记人类世界及其心理生活是何等多姿多彩。有那么一少部分人，虽然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具有和大多数人的目的及理想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成就，但同时代人却对他们表示了抑制不住的崇拜，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种设想，赏识这些伟人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则对他们漠然置之。但是，事情可能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在人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为之间是很不一致的，他们的愿望冲动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些极少数例外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在他写给我的信中自称是我的朋友。我曾送给他我的那本小册子，这本书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幻觉（illusion）。[37]而且他回信说，他完全同意我对宗教所做的判断，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恰当地赏识宗教情操（religiousses）的真正根源。他说，这个根源存在于一种独特的感受之中，他本人从未抛弃过这种感受，他发现许多人也都肯定具有这种感受，而且他可能还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有这种感受。这是一种他愿意称之为“永恒（eternity）”感的感受，一种无限的、不受约束的——可以说是“大海般的”感受[38]。他补充说，这种感情是一个纯主观的事实，不是一种信仰；它并不含有个人不死的信念，但它却是宗教能量的起源，这种能量被各种教会和宗教体系掌握着，并被它们引向特定的渠道，无疑地也被它们消耗殆尽。他认为，尽管一个人反对一切信仰和一切幻觉，他却能在这种大海般的感受的基础上自称是宗教信徒。
这位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曾在一首诗里描述过这种幻觉的魅力[39]，他所表述的这些观点使我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我在自己身上并未发现这种“大海般的”感受。要科学地处理人们的感受绝非易事。一个人可以尝试描述它们的生理标志。在不可能进行这种描述的地方——恐怕这种大海般的感情也会使这种分类落空——除了变成一种最容易和这种感情联系起来的心理作用的内容之外，什么也留不下。假如我对我的朋友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所说的这些话和一个早期的、不落俗套的作家对他的书中那位想自杀的主人公表示的安慰是一样的意思：“我不能抛弃这个世界。”[40]这就是说，它是一种牢不可破地联系起来的感受，一种不可分离地属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感受。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说，这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种智力判断。确实，不是没有任何相伴随的情调，而是有一种也能代表其他同样深远思考的情调（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无法使我自己相信这种感受的原始性质。但是，我不能由于这个原因而否认它确实曾在别人身上出现过。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感受是否已得到正确的解释，它是否有资格被认为是整个宗教需要的根源和起源（fo）。
我无法说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应该根据一种从一开始就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直接感受来接受他和周围世界联系的暗示，这个观点听起来是如此奇怪，而且和我们的心理学结构如此不一致，因而我们试图对这种感受做一种精神分析的——发生学的解释，这是很有道理的。由此而得出以下的思想路线。一般地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我们的自身（self）的感受，比我们的自我（ego）[41]的感受更明确的了。在我们看来，这个自我似乎是一种独立和统一的东西，似乎是有鲜明轮廓而和其余的一切都泾渭分明的东西。但精神分析的研究第一次发现，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表面现象，相反，自我没有任何明显分界地向内伸展，进入一个潜意识的（unscious）心理实体，我们称之为本我（id），而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外表，关于自我和本我的关系，精神分析还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自我似乎是要使自己和外部世界保持清楚而鲜明的轮廓和边界。只有在一种心理状态中它才不这样做——确实，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状态。但不是一种可以被判断的病理学的状态。在恋爱状态的最高阶段，好像是要消除自我和对象之间的界限，而全然不顾其感觉上的证明。这个爱恋中的男人声称“我”和“你”是一个人，并准备照此行事，好像这是一个事实似的。[42]一个可能被某种生理（即正常的）功能暂时消除的东西，当然也一定容易受病理过程的干扰。从病理学上我们已经知道，在大量的病理状态中，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很不确定，或者说，它们实际上被不正确地理解了，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他自己的心理生活的组成部分——他的知觉、思维和情感等——是与他不相容的，不是属于他的自我；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则把显然起源于他自己的自我，并且应该被自我所承认的东西又归于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我们的自我感受也容易受到干扰，但它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变动的。
进一步的思考表明，成年人对自己的自我感受（ego-feeling）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样的。它一定经历过某种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自然是无法证明的，但完全容许对这种感受进行重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能的。[43]当乳儿受到刺激的时候，他还不能分辨这些刺激来自他的自我还是来自外部世界。他的多种多样的迫切需要使他逐渐学会了分辨。[44]给他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一定是，以后他将看作是他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某些兴奋源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感觉，而其他一些兴奋源对他来说则变得暂时力不能及了——而其中他最需要的是他的母亲的乳汁——只有在他哭求帮助时才会再次出现。因此，对于自我来说，一个“对象”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某种外界存在的东西，只有某种特殊的活动才能迫使它出现[45]，对自我做进一步的刺激，使它脱离一般感觉群，就是说，自我认识有一个外在的世界是被那些频繁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和多种多样的痛苦及不愉快的感觉提供的，仍然行使自由支配权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命令自我取消或避免这些感觉。这种倾向的产生是要使一切能产生痛苦的东西和自我分离，把痛苦驱逐出去，从而产生一种纯粹的快乐自我（pleasure-ego），这是和一个奇怪而又使人恐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对抗的自我。这种原始的快乐自我的局限性无法逃脱通过经验所做的再调整。个人不愿意放弃的许多东西，由于它们能给人带来快乐，因此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对象的一部分；他希望抛弃的许多痛苦的东西，却证明和产生于内部根源的自我不能分开。他学会了一种方法，通过小心地指导感觉活动和适当的肌肉运动，他就能分辨内部和外界了——属于自我的部分和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他便向引入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迈出了第一步，而现实原则将控制他的进一步发展。[46]他学会的这种分辨能力当然服务于一个实际的目的，这个目的能使他保护自己免遭他所感受到的或威胁着他的不快乐感觉的侵袭。对某些来自内部的不快乐的刺激，自我只好采用抵制御外部不快的那种同样的防御手段，这就是那些重要的病理失调的出发点。
因此，自我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和外界分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自我最初曾包括一切，后来则把自己和外界分离开了。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自我感受只是一个更广泛的感受的退化器官——确实，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感受，和表示自我与外界有不可分割联系的感受。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原始的自我感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在许多人的心理生活中，那么，这种感受就会像它的一个副本一样，和那个较狭窄的、具有更明确轮廓的成熟的自我感受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相应的那些观念的内容就是无限扩展的、和宇宙一致的概念——和我的朋友所描述的那种大海般的感受是同样的感受。
但是，难道我们有权假设，最初存在于那里的一些事物的残存物和以后从中发展起来的事物是同时存在的吗？毫无疑问，我们有这个权力：在这种现象中，不论是在心理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里，都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动物王国中，我们的观点是，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产生于最低等的动物。但是，我们还发现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一切简单的生命形式。大蜥蜴类已经灭绝，并且为哺乳动物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大蜥蜴类动物的一个典型代表——鳄鱼却仍然生存在我们中间。这种类比可能离题太遥远了，而且已被这个事实所削弱，即现存的低等物种一般说来，并不是今天更高度发达的物种真正的祖先。中介的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我们只能通过重建才能了解它们。另一方面，在心理领域中，原始的东西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变种一起如此普遍地保留着，以至于我们没有必要再举例来证明它。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某个分支发展的结果。某一部分（在数量意义上）态度或本能冲动幸存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另一部分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就使我们面临着心灵中的记忆保存这个更一般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探讨过[47]，但这又是个如此有趣和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此稍加注意，即使我们的借口并不充分。自从我们克服了这个假设的错误，即我们所熟悉的遗忘表示记忆痕迹的破坏或消灭，我们就一直倾向于采纳这个相反的观点，任何东西一旦在心理上形成就不会消失——一切都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存在着，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当退行到足够远的时候）又表现出来。我们不妨尝试通过和其他领域的比较，给自己描画出这个假设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选择不朽城的历史为例。[48]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罗马最古老的城邦是罗马方城，巴拉顿丘上的一个受保护的定居点；接着是丘城时期，各个山丘上的居民点都联合起来了；随后这个城就和塞尔维亚城墙接壤了；以后在经历了共和国时期和恺撒早期的一切变化之后，还是这座城，奥列里安大帝却用他的城墙把它围住了。我们不再进一步追寻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变化，但是，我们会问，一个去罗马访问的人，如果具备了最全面的历史知识和地形学知识的话，他今天还能发现罗马城历史上这些早期阶段的多少痕迹呢？除了几个裂口之外，他还会发现，奥列里安城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还能发现被发掘和显露出来的某些地段的塞尔维亚防御土墙。假如他知道得足够多的话——甚至比当今的考古学家知道得还多——他或许还能在该城的结构上查出全城城墙的走向和原始罗马方城的大致轮廓。在这些曾被占领的建筑物中他不会发现这个古代的地区，或者只能找到模模糊糊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用关于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最全面的信息，他所能获得的充其量不过是，使他能够指出那个时期的神殿和公共建筑坐落在那里。这些地方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些废墟并不是早期建筑物的那些废墟，而是在后来经过大火和破坏之后其重建物和废墟。几乎没有必要提到，人们发现所有这些古罗马的遗迹竟然编织成一个自文艺复兴以来最近几个世纪里出现的大都市的结构。肯定还有许多古代的东西被埋葬在地下或者城市的现代化建筑之下。这就是我们据以发现留存在像罗马这样的历史名城里的古迹的方法。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幻想的假设，罗马并不是一个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有着同样悠久、多变历史的心理实体（psytity）——就是说，在这个实体中曾经建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消失掉，一切早期的发展阶段都和最近的发展阶段一起保存下来了。这就意味着，恺撒的宫殿仍然坐落在罗马的巴拉顿丘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七层古堡仍然像过去的一样耸立着；美丽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圣·安其罗城堡的柱廊上，直到它们被哥特人包围了，等等。但是还有，假如没有这种变迁，在被帕拉佐·卡发莱利占领的地方，也会有朱庇特·凯庇托利那斯的神殿，不但会有它的最新样式，而且就像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所见到的那样，会有它的最古老的样式，它那时仍然体现着伊特拉斯钦人的设计风格，镶有赤褐色的衬托装饰。在现在圆形大剧场（）耸立的地方，我们同样能欣赏到尼禄那消失不见的金殿；在万神殿的广场上，我们不仅会发现哈德良遗传给我们的今天的万神殿，而且在同一个地方还可以找到阿格里帕最初的大建筑物。的确，同一块土地上还会承受着圣玛利亚和密涅瓦的教堂，以及在上面建造的古老神殿。观察者为了能看到某一个建筑物，或许只需转移他的目光注视点，或者改变他的位置即可。
显然没有再进一步编造这个幻想的意义了，因为它会导致不可思议，甚至陷入荒谬。如果我们想以空间的术语重现历史的序列，只有用空间并列法才能做到；同一空间不能容纳两个不同的内容。我们的尝试就像一个毫无根据的游戏；只有一个理由是正当的；它向我们表明，我们通过以形象描述的术语来表现它们，距离我们掌握心理生活的特点究竟还有多远。
但是，有一种反对意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意见对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把一个城市过去的历史比作心理的过去表示特别怀疑。即使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被保留着的假设，只有在心理器官保持原样，它的结构没有受到创伤或被炎症所损伤的情况下才适用。可与这些致病的力量相比的破坏性影响，任何城市的历史上都绝非少见，即使它所受到的挫折比罗马小，甚至像伦敦这样从未被敌人掠夺过的城市也是这样。拆毁旧建筑和在老地方建成新的建筑物就发生在那些一直最和平的城市里；因此，按照这种因果关系，把一座城市和一个心理有机体相比较本来就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