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第2页）

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意见，并且放弃我们进行某种惊人的对比的尝试，而转向一个毕竟关系更接近的比较对象——这就是动物或人类的身体。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早期的发展阶段已经**然无存，它们已被同化到为之提供材料的后期阶段里去了。胚胎无法在成人身上得到发现，童年期的胸腺在青春期之后就被结缔组织取代了，但它本身已不复存在；确实，我能在一个成年人的髓骨里找出童年期骨结构的轮廓，但是，这个骨结构本身却已不复存在，它变长、增厚，直到变成其最后的样子。事实在于，一切早期阶段的残存物和其最后的形成一同存在，这只有在心理上才是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用形象描述的术语来重现这种现象。

或许我们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或许我们应该以这个主张为满足了，即过去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的东西能够幸存下来，不一定必然被破坏。而下述情况也总是可能的，就是说，甚至心理上许多古老的东西可能迄今已消灭或被同化了——不论是正常的还是借助于例外的情况——用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使它重新恢复或复活，它的保存总是和一定的适当条件联系着。这倒是可能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我们只能肯定，过去的东西在心理生活中被保存下来与其说是个例外，倒不如说是规律。

因此，我们完全愿意承认。这种“大海般的”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有，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感受和自我感受中的一个早期阶段联系起来；于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要求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感受看作是宗教需要的根源呢？

对我来说，这个要求似乎不是那么引人感兴趣的。当然，当某种感受本身表示一种强烈的需要时，它就只能是一种能量的根源。对宗教的需要是从儿童的孱弱无助里获得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获得的，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因为这种感受不仅从童年时代就有，而且由于害怕命运的强大力量将要带来的后果而永远保留着。我无法想象童年的那种需要能像寻求父亲的保护那样强烈。因此，这种大海般的感受所起的作用，就是寻求恢复不受限制的自恋，它不可能是第一重要的。宗教态度的根源可以以清楚的轮廓追溯到儿童的无助感受，可能在它背后还有某些东西，但是，就目前来说，它仍然笼罩在朦胧中。

我可以设想，这种大海般的感受以后能够和宗教联系起来。这种“与宇宙同一”（宇宙是它的心理作用的内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寻求宗教安慰的初次尝试，就像自我在避免外部世界的那些危险时所采取的另一种方式一样，我必须再次承认，我发现研究这些无形的东西是很困难的。我的另一位朋友，他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使他进行了最罕见的实验研究，而且最终使他获得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使我确信，瑜伽论者他们的与世隔绝的实践，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机能上，用特别的呼吸方法，就确实能在他们自己身上产生新的感觉和广泛的感受，他认为这就是退行到原始的、深藏着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了许多神秘主义的智慧才具有的生理学基础。在这里还可以和心理生活的许多尚不清楚的变化取得联系，例如入定（traasies）。但是，我要转而用席勒诗中的一个潜水者（diver）的话呼喊：“……让他欣悦吧，那些在玫瑰色的光芒中呼吸的人。”

第二章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一书中，我较多地关心普通人根据他的宗教所理解的东西，而不太关心宗教感受的那些最深刻的根源——宗教以其教条和诺言的体系一方面以令人妒忌的完美向人们解释这个世界的谜语；另一方面，又使人相信，一个对他十分关切的上帝正在注视着他的生活，并且将因为他在这里遭受的任何挫折而要在将来的存在中向他进行补偿。普通人除了用一个非常高贵的父亲的形象之外，无法用任何别的形式想象这个上帝，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的存在，才能理解人类孩子们的需要，并且被他们的祈祷所感化，被他们忏悔的样子表示抚慰。整个事情竟是这样显然的孩子气，和现实这样不协调，以至于要使一个对人类抱着友好态度的人相信，绝大多数凡夫俗子绝不可能超出这种人生观，那将是很痛苦的。更令人难堪的是，我们发现今天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虽然他们肯定发现这个宗教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们好像是用一连串可怜的维护旧制度的活动，试图一点一点地保护这个宗教。人们总是愿意把自己也算入这些信仰者之列，以便告诫那些试图用一种非人的、虚幻的、抽象的原则来代替上帝、并以此保存宗教上帝的哲学家们。人们对这些哲学家们警告说：“你们不要白白地把基督的名字称作上帝！”过去的一些伟人也曾这样做过，但对他们的做法是不能控诉的：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们将回到普通人及其宗教——回到应该享有这个名字的唯一的宗教上来。我们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著名诗句，在这首诗里，他表达了他的关于宗教和艺术及科学的关系的主张，这些诗句是：

懂得科学，懂得艺术的人

也一定会懂得宗教；

不懂科学，不懂艺术的人

就只能当个教徒！[49]

一方面，这些诗句把宗教和人类的两个最大的成就相比较，另一方面又声称在其生命价值方面，它们可以互相代表和替代。如果我们想把普通人（他们既不懂科学，也不懂艺术）的宗教也剥夺掉，我们显然将失去这位诗人的权威的支持。我们将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寻求使我们更接近他所表达的意思。像我们所发现的这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太困难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失望和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种痛苦，我们不得不使用缓和的措施，正如西奥多·丰唐（TheodorFontane）所告诉我们的：“若没有辅助的结构，我们将无能为力。”[50]或许这样的方法有三种：兴趣的强有力的转移，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漠不关心；替代的满足使痛苦减轻；酒精中毒使我们对痛苦感觉迟钝。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51]当伏尔泰写完他的《老实人》一书时，他用了这个忠告，“人们应该耕耘他们的花园”，指的就是兴趣的转移；科学研究是这种转移的一种方法。替代的满足，例如艺术所提供的，是和现实相反的幻觉，但是，幸亏幻觉在心理生活中为自己保存的地位，由于这个原因，使之仍然在心理获得了满足。酒精中毒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改变其化学过程。但是，要发现宗教在这些思想中所属的地位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点。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不知多少遍了；却从来没有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或许并不存在这样的答案。许多提问者补充说，假如人生真的没有目的，那么，生活就会失去一切价值。但是，这种威胁并没有改变什么。相反，人们好像又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是以人类种族的优越性来预测这种信念的，我们对这种优越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已经很熟悉了。谁也不会问动物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或许无非是使之用来为人类服务罢了。但是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类对许多动物除了进行描述、分类和研究之外，还没有别的利用价值：有无数的物种甚至连这个用途也不具备，因为没等人类看到它们，这些物种就已经生存、死亡和消失了。因此，还是只有宗教能回答这个生活的目的问题。人们下这个结论绝不会出错，即生活有一种目的这个观念是和宗教体系一起兴衰的。

因此，我们将转向这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问题：人类本身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生活的目的和意图究竟是什么，他们对生活有什么要求，并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寻求幸福，他们想获得幸福和永远保持幸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渴望追求幸福，他们想要获得幸福并保持幸福。这种努力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的目的在于消灭痛苦和不舒服，另一方面在于获得强烈的快乐感受。在其较狭窄的意义上，“幸福”一词只和后者有关。这样，和他的目的这种二分法相一致，人类的活动也向两个方向发展，这要看他们寻求实现的——主要的，或者甚至是唯一的——目的究竟是哪一个。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正是快乐原则的程序决定了生活的目的。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结构的操作；关于它的功效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程序和整个世界是矛盾的，既和宏观世界有矛盾，又和微观世界有矛盾。快乐原则简直无法付诸实施，宇宙的所有规则往往与它背道而驰。人们可能会说，人应该是“幸福”的这个意图并不包括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所谓幸福，在它的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自被抑制的需要（突然）得到满足，被抑制的需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强度，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幸福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所要求的任何条件放宽时，它所产生的只是一种稍微舒服的感受。我们就是这样构成的，以至于我们只能从一种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乐，而从它们本身的状态中则很少获得快乐。[52]因此，我们的幸福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我们的构成限制住了。要体验不幸并不难，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甚至如果没有作为危险信号的焦虑和痛苦，它就不可能存在；来自外部世界，它能用最强大的和最无情有破坏力量对我们大发雷霆；最后，来自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发现，具有这个最后起源的痛苦或许比任何其他不幸更令人痛苦；虽然和来自其他根源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或多或少地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无理的附加物。

如果在这些可能遭受痛苦的压力下，人类倾向于降低他们寻求幸福的要求——就像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快乐原则本身变成了可调节的现实原则那样——假如一个人只是逃避了不幸，或者度过了痛苦的打击而幸存下来，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话；假如一般地说，避免痛苦的任务迫使获得快乐的任务退居幕后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认真的反思告诉我们，尝试完成这项任务的途径多种多样；所有这些途径已被各个在生活艺术上颇有见地的哲学学派所推荐，并被人们付诸实施。一切需要的肆意满足，作为生活中最诱人的指导原则就占据了突出地位，但是，这意味着它宁愿享乐而不愿谨慎从事，这样很快就会使自己受到惩罚。把避免作为主要动机的其他方法，则根据它们所主要防备的那些不快乐的根源而加以区分。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是极端的，有一些是适中的，有一些是片面的，有一些是要同时从几个方面处理的事情。自愿地离群索居，与别人隔绝是防备那些产生于人际关系中的不幸的最现成的保护措施。我们发现，沿着这条道路所能获得的幸福是平静的幸福。假如一个人想自己解决这个困难，他就只好转向别处才能使自己避开这个可怕的外部世界。的确，还有另一个更好的途径：这就是和人类社会其他的人结合起来并借助于受科学指导的技术，向大自然展开进攻，迫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因此，一个人是在和所有的人合作着，而且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但是，防止痛苦的最有趣的方法，是那些寻求影响我们自己的有机体的方法。经过最后分析，我们认为，一切痛苦只不过是感觉而已，痛苦只有在我们感觉到它的时候才存在，而我们只有依靠我们的肌体受到调整的某些方式才能感觉到痛苦。

化学的方法是影响身体的这些方法中最野蛮的，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这就是使人酒精中毒的方法，我不认为任何人都能完全了解它的机制；但这是一个事实，当某些和我们的身体无关的物质出现在血液或人体组织中时，就会直接引起我们的快乐感；但也会因此而改变控制我们的敏感性的条件，使我们对令人不快的冲动变得不敏感了。这两种作用不仅会同时发生，而且似乎紧密地相互联系着。但是，在我们身体的化学结构中，一定有一些物质可以起同样的作用，因为我们至少知道有一种病理状态，即躁狂症（mania），即使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也会发生类似这种中毒状态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正常的心理生活会显示出各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快乐比较容易被释放出来，与此相伴随，对痛苦的敏感性也会减弱或增强。令人遗憾的是，心理过程的这种中毒的情况迄今尚未得到科学的研究。各种使人中毒的物质在人类为幸福而奋斗和避免痛苦中所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好处，受到了高度评价，致使个体和各民族都在他们的力比多能量方面给它们安排了一个确定的位置。我们感谢这种媒介物，它不仅是一种快乐的直接获得，而且极其渴望从外部世界中独立出来。因为人们知道，借助于此就能“解除他们的烦恼”，就能随时逃脱现实的压力，而在具有更好的敏感性条件的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找到一个避难所。众所周知，正是这种属性构成了有毒物质的危险性和有害性，在有些情况下，本来可能被用来改善人类命运的有价值的能量却被无用地浪费了，这些有毒物质应当为此而负责。

但是，我们的心理结构的复杂构造容许有一系列其他各种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给我们带来幸福一样，如果外部世界让我们挨饿，不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引起我们极大的痛苦。所以人们产生了一个希望，即通过影响这些本能冲动，可以使人们逃避几分痛苦。这种类型的防备痛苦不再和感觉的结构有关；而是寻求控制我们的需要本身的那些内部根源。它的一种极端形式在于消除本能，就像东方的先哲们所教导的和瑜伽论者所实践的那样。确实，当这种防备痛苦的方式获得成功的时候，那么，主体也放弃了其他一切活动（包括牺牲生命），并且通过另一条道路，他再次获得的是那种平和的幸福。当我们的目的不太极端，且只寻求控制我们的本能生活时，我们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成分就是更高级的心理机构，它们使自己服从快乐原则。在这里，满足的目的绝没有被放弃；但是，对痛苦的一定程度的防备却会得到保证，当本能得到控制的时候，缺乏满足所引起的痛苦就会比本能不受抑制时少。与此相反，则给潜在的欢乐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减少。由沉溺于一种狂热的、使自我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幸福情感，比得到控制的本能的满足要无与伦比地更为强烈。不可抗拒的性反常本能，或许还有被禁止的东西的魅力，都能以这种方式得到简单的解释。

防止痛苦的另一种技巧是，通过使用他们的心理装置所容许的力比多移置（displatoflibido），用这种方法使其功能极大地增加了灵活性。在这里它的任务是，以这种方式使本能的目的改变方向，使它们不受外界阻挠。本能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对完成任务助了一臂之力。如果一个人能充分提高他从心理的和智力的工作资源中获得的快乐时，他的收获就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对他几乎无能为力。这种满足，例如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欢乐，在体现他的幻想时的欢乐，或者科学家在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时的欢乐，都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们当然终有一天能够对这种满足的特点做出心理玄学的解释。目前我们只能隐喻地说，在我们看来这种满足似乎是“更高级、更美好的”；但是，和使野蛮而又原始的本能冲动感到满足的强度相比，它们的强度是适中的；它并没有动摇我们的身体存在。而且这种方法的弱点是它不能广泛适用；只能适用于少数人。它能预测在很大程度上不经常发现的那些特殊的天赋和素质，而且即使对这些具有此类天赋和素质的少数人来说，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保证人们免遭痛苦；它没有刀枪不入的盔甲使它抵御命运之箭。当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成为一种使他受苦的根源时，这种方法通常说来也就失效了。[53]

虽然，这种程序已经清楚地揭示了它的目的，通过在心理的内在过程中寻求满足而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但是另一种程序则使同样的特征更为明显了。在这种程序中，和现实的联系仍然是松弛的；满足是通过幻觉获得的，这种幻觉被认为是，幻觉和现实的不一致并不能干扰幻觉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而这些幻觉是从幻想的生活中获得的，当现实感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领域就明显地免除了现实测验的要求，并且和非常难以实现的满足愿望的那种目的分道扬镳。在这些幻想般的快乐的顶端就是对艺术作品的享受——由于艺术家的作用，艺术作品向那些自己并不会创作的人开放而带来的享受。[54]那些对艺术影响敏感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快乐的根源和生活中的安慰，而对艺术做出足够高的评价，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艺术只是作为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来影响我们的，它能提供给我们的至多是暂时的避免生活的艰难；艺术的影响尚未强大到足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苦难。

另一种方法施行起来更有力和更加彻底；这种方法把现实看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看作是唯一的敌人，人们是不可能和它生活在一起的，因此，假如一个人想以任何方式获得幸福的话，他就必须隔断同现实的一切联系。就像隐士一样对这个世界不予理睬；因此，他和现实世界是毫无关系的。但是，一个人所能做的远非至此；他可以努力再创造一个世界，努力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取而代之，在那里，排除那些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特征，而代之以和一个人自己的愿望相一致的其他特征。但是，在绝望和对抗中走上这条路的人，一般说来将不会走得太远；现实对他的影响太强烈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他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帮助他实现妄想。但是，据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某些方面像妄想狂（paranoic）的行为，通过愿望的建构和把这种妄想贯彻到现实中去，来代替他所无法忍受的世界的某些方面，当一大群人一起做这种尝试，并试图通过妄想再造现实来获得对幸福的保证和免受痛苦时，这种妄想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必须把人类的宗教也归类为这种群众妄想。毋庸讳言，有某种妄想的人都不会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考虑这种有趣的情况，在美被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判断所发现的一切地方——例如人类形体和姿态的美，自然物体的美和风景的美，艺术创造甚至科学创造的美——在这些情况下生活中的幸福主要地是在美的享受中寻求的。作为生活的一个目的，这种对待美的态度对受苦的威胁毫无防备，但它却能做出大量补偿。对美的享受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轻微“中毒”的感觉。美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用途；它在文化目的中的必要性也是不明显的，然而，文明没有它却不行。美学是研究事物所以被看作美的条件；但是，它却不能对美的实质和起源做出解释；像通常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它的缺乏成效总是隐藏在一大串响亮而没有意义的辞藻里。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美比对于大多数的东西说得更少。它从性的感受领域里获得的东西似乎都是肯定的，对美的爱似乎是某种冲动的一个完美的实例，这种冲动就其目的而言是被禁止的。“美”和“吸引力”[55]最初是性对象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本身，虽然看到它总是令人兴奋的，但是，绝不会被认为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依附于某些第二性征。

宗教对选择和适应的这种作用进行限制，因为它强烈要求每个人都要同样按照宗教自己的途径来获得幸福和免遭痛苦。它的方法在于贬低生活的价值，把现实世界的情况歪曲得就像一种妄想——它假定智慧有一种初步的威胁性影响。以这样一种代价，通过迫使人们患有心理幼稚症和产生一种群体癔症，宗教就成功地“挽救”了许多人免得个人神经症。但是，不可能有更多别的收获了，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条道路，人类可以达到的幸福都可以借此来达到，但却没有一条能肯定达到。宗教也不可能遵守它的诺言。当虔诚的人们发现自己最后谈论的是上帝的“不可测知的天命”时，他们就会坦率地承认，在他们的痛苦中所遗留给他们的、作为一种最后保留下来的安慰和快乐的根源就是绝对的服从。假如一个人愿意为此做准备，就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

我们关于幸福的探讨迄今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们还不知道的知识，即使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这么难以获得幸福，那么，发现任何新东西的希望似乎也不会更大。我们以前曾做过回答，当时我们指出了人类遭受痛苦的三个根源：这就是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衰老倾向和我们调节人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相互关系时方法的不适当。关于前两个根源，我们的判断是毫不犹豫的：它迫使我们承认这些痛苦的根源和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征服自然，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总是包含着死亡的种子，身体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成就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认识的效果一点也不令人沮丧；相反，它为我们的活动指明了方向。即使我们不能消除全部的痛苦，我们也能消除很多的痛苦，能减轻的痛苦就更多了；几千年的经验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关于第三个根源，我们痛苦的社会根源，我们则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根本不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根源，相反，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则不能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保护和利益呢？当然，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为免遭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已经证明是何等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是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性质——这一次是以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的方式——潜藏在这些困难背后。

当我们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种如此令人惊异的观点，致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讨论一下。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为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而负主要责任，而且如果我们把这种文明放弃，或者回到原始状态中去，我们就会幸福得多，我之所以称这种观点是令人惊异的，是因为不管一个人如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我们所用的每一种方法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试图用这些方法来保护自己免遭来自各种痛苦根源的威胁。

这么多人对文明采取这种奇怪的敌对态度，这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59]在我看来，它产生的一个基础是对现存文明状态的一种深深的、长期的不满，对文明的谴责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它是由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引起的。我相信，我能够鉴定其最后的起因和倒数第二个起因。我的学问还不足以使我把这些历史事件链索中的联系追溯到足够遥远的人类物种的历史。当基督教征服了异教的时候，某些对文明的这种对抗就一定早已积极地活动了，因为它和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过低评价有密切关系。这两个事件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航海发现的结果，人类开始和原始民族及种族发生联系。欧洲人没能仔细地观察他们，而且误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对欧洲人来说，这些民族似乎过着简朴的、幸福的生活，无所需求。例如那些访问原始民族的旅行者，虽然有其优越的文明，却不能获得幸福。后来的经验在许多方面纠正了这些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舒适的生活应归于自然的慷慨和人类主要的需要得到迅速满足这种可能性，但是，观察家们却把它错误地归因于没有复杂的文明需求。我们对这两种说法的后者比较熟悉；正是在此时，人们才开始理解神经症的机制，神经症威胁要暗中破坏文明人所享有的少量的幸福。我们发现，一个人得了神经症，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大量的挫折，这些是社会为了其文化理想而强加于人类的，人们由此而推论，假如取消这些标准或使这些标准极大的放宽，那么，人们就有可能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