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痕落子（第3页）

她摊开的，是今夜调出的实录副册卷宗。纸张泛黄陈旧，章印却银粉厚重、裂痕明显，墨色较新，像是多次使用后的旧章之痕，墨色也略新。

银章上方两行批语格外醒目：

“银账已拨，可行如昨敕。”

字迹端正，笔锋沉稳，语气断然，像一锤定音，不容回旋。

乔知遥指尖轻点那句，低声道：“底本上可不是这个说法。”

时岚皱眉，顺势翻出三年前誊录的底稿。那份誊录不只抄录了“银未足，依昨敕行”这一页，还有整份奏章的原貌。

另一页上，关于银账拨付的批语仅寥寥数语：“待审”“未齐”，既无“银账已拨”，也无任何肯定语，更未见乔昶署名。

时岚疑惑地问：“你确定这份誊录底稿是三年前的原稿？”

乔知遥点头：“没错，三年前的誊录底稿的纸张年份和墨水新旧是对的上的，而上面只写了‘待审、未齐’，根本没有‘银账已拨，可行如昨敕’这句话。”

乔知遥将手指放在新调出的副录卷宗上那句批语处，语气凝重：“这句‘银账已拨，可行如昨敕’是后来才被加上的。”

乔知遥继续说道：“而这本副录的批语，落款是我父亲的名字，但笔迹明显不同。”

时岚闻言一震，上前在灯光下仔细端详那枚墨印，表情复杂难明。

墨色微泛青蓝，纸纹偏薄，压痕浮浅，像是后添。

乔知遥却没有再看那落款，而是将笔尖缓缓落在那句批注旁，极小极细，写下四字：

“疑非原笔。”

乔知遥调阅的，正是那一页“乔昶批”的文轨。

她本以为那是早该归入兵部的节调副卷，按制封存，不该再出现。可它落入的却是礼部副册，而今竟列入《大礼录》补佚的协修目录中，被调入实录副馆，几经流转，最终送到她眼前。

乔知遥不信巧合，也不信时运。

这不是第一枚乔昶落款在兵案中出现。

如今这页卷文，又一次以“乔昶批”名义落款、盖银章，语气与笔迹皆与父亲有极大出入。

乔知遥十四岁时便能一笔一划临摹父亲的字，知道那“昶”字右下常带挑锋，而这行字虽仿似，却笔压过重，笔起偏侧，那笔不像父亲惯写的收锋，反倒像是有人先盖章，再照着他的字势，补出个像是他写的名。

乔知遥指尖落在纸尾，又慢慢移至编号栏。

这一卷的登记编号为“礼录·辛冬·三十四号”，调卷理由却写得极模糊，只记“前案副页缺录，今据内档补入”，下押一行：

典仪司审章：冯子望。

乔知遥微一凝神。

副页本应存于兵部案底，为何被列作“礼录副页”？为何改文流入实录馆？是谁作出“应据内档补入”的判断？那枚被伪装作“乔昶落款”的银章，又为何一再出现在并非其署责之卷？

乔知遥在心中，将这些问题一一排布，再回望那份调卷封尾，一纸烫印：

《大礼录》。

《大礼录》，是朝廷所录一切典仪、诰敕、兵制、抚恤、爵册之总成，归礼部典仪司统筹，实录馆监修。凡军中动用节银、临时授命、边事赈恤者，皆需“行军礼文”备案，抄录一份入礼录。

也就是说，只要这份兵部调卷最终需归入《大礼录》存档，哪怕当初原稿属兵制，它也必须经过礼部格式审验，而这最后一笔，正由典仪司副使，也就是冯子望，签押通过。

所以她父亲乔昶，才会频频在兵案中落名。

不是他越职干政，而是“兵调入礼”这一程，早是制度使然。

也正因如此，当年乔昶之案发时，敌对派才有足够理由将他落笔的“兵文礼页”拎出来做文章。只要这些文页未入正轨、或伪造路径难查，便能轻易反咬一口“乔昶批文不当”“越权下令”。

他们要的，从不是一纸真迹，而是一纸“可以拿去定罪的名”。

乔知遥手指缓缓收起那张副卷，纸边微冷，印痕犹湿。她没有再多言，也没有当场动笔，只将其与先前照录之页并列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