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第1页）

县试合格者将参加第二级资格考试，叫作府试。府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地点在府城，相当于今天的市。府试一般由知府（相当于市长）主持，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的考生，被称为“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字看着很年轻，但很多读书人一辈子连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岁，年纪大的，六七十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参加“童试”的最后一级考试——“院试”。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连续考两场。院试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的官员，其职能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但与一般省官不同，学政由皇帝直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质类似钦差大臣，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任期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的府或州主持院试。

院试通过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俗称“秀才”。秀才的社会地位比普通百姓高，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学上学，成绩最好的被称为　　“禀生”，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考中秀才已经很不容易，按照鲁迅参加的那次县试的人数计算，500余名考生最后录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于8%。

虽说秀才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因秀才数量众多，在社会上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还没有资格出任官员，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也没人太把秀才当回事，顶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里，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他岳父胡屠户还奚落他“尖嘴猴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当范进考中举人之后，胡屠户就马上变脸了，低三下四地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这前后变化的原因来自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悬殊。那秀才如何变成举人呢？答案是接着考。

考中秀才之后，考生就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正试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酉年举行。由于考试时间多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主考官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员担任。考试地一般在省城，有专门的考场，叫作贡院。乡试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通过乡试后，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变成举人。

成为举人之后，就意味着脱离了民众阶层，正式进入了“士”这个阶层，可以做官了。举人不光免役，而且还免税。所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用此方式来逃避国家税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去举人资格后才能用刑，类似于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当然，举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学者统计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为7。26%；清朝人口剧增，乡试的录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鲁迅那次童试秀才录取率8%的比例综合计算，一个读书人从第一次县试算起，到乡试考中举人，其成功率最多不过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录取率为0。8%左右，考举人比这还难，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得疯掉!

考中了举人，考生还不能忙着高兴，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会试一般在乡试之后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钦定。会试的考试地点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数举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遥远，一般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就要启程出发，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

举人们进京赶考，需要路费盘缠，这些国家会替他们准备好。清朝顺治年间，参加会试的举人会得到国家给予的路费补助，视路途远近，每人十到二十两不等。顺治年间银子的购买力高于康熙乾隆时期，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币一两万元。另外，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资助路费，一来是对文化的重视，二来是为了结交今后前途无量的官绅阶层。与路费同时发放的，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引，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在专制时代，没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按律治罪。

举人在出发前还可以到官府领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古代的驿站只为官府服务，民众无权使用。但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驿站没有役夫时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作公车，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黄色为御用颜色）做成的旗帜，旗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四个大字，十分威风。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过路费。沿路的土匪盗贼看到了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抢不到几个钱，且风险极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

举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赚些路费。比如商人会在行商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税费。举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费，最后还会分到一些钱。还有的举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打起了歪主意，夹带违禁货品来赚钱。光绪年间有位云南新平的举人，进京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共得银三四百两。这些都是举人里的贪财之辈，终究不占多数。

那到了北京，举人们住在哪里呢？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则住进了“会馆”。所谓会馆，类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用来招待老家来京公干的官员或赶考的举人。大部分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乡口味。因为会馆里经常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名利场。

在会馆居住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会试分三场举行，一场考三天，所以要自备饭食和油灯。考试的时候，一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其空间类似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了，但会试这关仍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以明朝万历五年的会试为例：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

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士，从字面理解，是贡给天子的士。成为贡士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清朝殿试的考场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后改为保和殿。殿试只考一天，考完后由皇帝钦点的阅卷官阅卷。阅卷时，每名阅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在试卷上画代表等第的五种符号，最高等第的符号是圈圈。最后，选出十张画圈圈最多的试卷，交由皇帝亲自审阅并选出前三名。

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所有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三等，分别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就三个人，是皇帝钦点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看到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只是一个排位赛。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士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区别仅在于进士的级别不同，一甲叫作“进士及第”，二甲叫作“进士出身”，三甲叫作“同进士出身”，其实都是进士。

△考生观看录取榜单（出自仇英《观榜图》）

考中进士后，仕途之路便正式开始了。明清两朝，考中进士后的出路一般有三种。最优出路是进翰林院，翰林院里高官云集，也是高官的培养地。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今天进中央党校进修，前途无量。状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为从六品和正七品，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二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相当于实习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进士的次优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门做官，即做京官。明清时期官场有个说法：“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选择，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职。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职，一般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也就是说，考中了进士，最差也能弄个县长当。

以上就是以明清为例的科举考试全套流程。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回去考个进士？但要做好心理准备，考进士没那么简单，也许你考到80岁都考不中。清朝时山东就有个叫王服经的进士，考中那年已经84岁。清朝江苏还有个名叫王岩的读书人，86岁通过会试，还没来得及参加殿试就去世了。这两位读书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古人有身份证吗

身份证是今天国人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办事时必须携带，否则寸步难行。那古人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证吗？

古人的确是有“身份证”的，但一般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古代，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证”的大部分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属于职业身份证明。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制度，似乎只在战国时的秦国出现过，其创立者是商鞅。

战国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有效控制民众，商鞅发明了一种“照身帖”。据说这种照身帖由一块光滑打磨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秦国人必须有照身帖，如若没有便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还规定：民众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时必须携带照身帖，否则关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违者严惩。照身帖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身份证。

商鞅发明了身份证，最后却因自己的发明“作茧自缚”。商鞅因变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后台支持者秦孝公死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随即果断跑路。然而，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商鞅最终跑路失败。明人余邵鱼的《周朝秘史》对这段故事有详细记载：

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扮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鞅曰：“吾无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

商鞅之后的历代王朝，只有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证”就仅局限官员阶层使用了，毕竟他们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时期，官员的身份证是“鱼符”。鱼符的制作材料根据官位品级高低而不同，其中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材质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为银，六品及以下则为铜。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和官位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须出示鱼符，类似于今天的工作证或通行证。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鱼符的使用方法类似于先秦时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虎符是用来调兵的证明，相当于今天的调令；而鱼符是官员人人持有，属于个人的职业身份证明。

今天，如果谁家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我们常说这家人钓到了“金龟婿”。“金龟婿”这一说法，就是源于唐朝的鱼符制度。武则天之前，唐朝的鱼符是鲤鱼形的。武则天称帝后，怕人们看到鲤鱼会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为“鲤”和“李”同音，遂将鱼符改成了龟形。龟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则天的“武”谐音。这样，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就变成了“龟符”，于是就有了“金龟婿”的说法。

△辽代契丹文鱼符（辽宁博物馆收藏）

唐代还将鱼符制度推广到了海外，当时番国使者也都会领到唐朝政府发放的符。这种符以雌雄来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块之多）交给番国来使带回去。该国再有来使，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其真实身份。

到了宋代，鱼符制度渐渐被废除，官员的身份证变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牙牌的材质不再局限于金属，还有用象牙、兽骨、木材等材料制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种，分别标记为勋、亲、文、武、乐。《明史》记载：“牙牌之号五，以察朝参：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明朝时，不仅官员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也携带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不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还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已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了。

古代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职业或临时事务时使用。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证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斋和从事宗教事务。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证，以证明自己的正规娼妓身份，方便业务开展。前几年，重庆发现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东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古代商人行商或举人赶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属于一种临时事务身份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它更像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之物。

△明代皇城校尉铜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锦衣卫指挥使腰牌（首都博物馆收藏）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宁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大肆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并对所辖人口进行登记甄别。1936年的某一天，马鸿逵无意中看到了《史记》里的《商君列传》，眼睛顿时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启发，马鸿逵在宁夏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当时的身份证叫作“居民证”，由白布制成，长7厘米，宽3厘米，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身高、面貌、手纹箕斗形状等个人特征，以这种居民证来甄别“良民”身份。马鸿逵的发明，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65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主要是对孤儿、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的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和普及，体现的是人性的关爱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尽管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然而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会福利事务最初多由民间承担，比如汉代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这些团体会救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佛教传入我国后，寺庙也能承担一些社会救助职能，《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一个由寺庙养大的孤儿。

到了宋朝，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代，以至于有学者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代之开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了近代的模样，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就是重要证明。可以说，宋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古代社会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

与今天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莆田系医院不同，宋朝的施药局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看病时只收本钱，对于特别贫困的穷人还免费发放药物。

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宋徽宗时普及完善的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宋史》记载，宋徽宗曾下诏：“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主要给患病的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类似一个免费医院。当时规定，凡是有1000户以上的城镇都必须设置安济坊。居养院，主要是针对孤寡老人、穷人、孤儿的居养机构。其中，针对孤寡老人的居养院后来叫作安老坊、安怀坊等，名称不同，性质一样，类似今天的官办免费养老院。在宋朝，凡是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权利进入居养院。居养院中，针对孤儿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