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残雪（第1页）

去雁门关的路，是一步一步走进地狱的过程。

第一天还能看见零星的村庄。土墙茅顶，歪歪斜斜地趴在黄土坡上，烟囱里冒着细细的青烟。有狗在村口冲着我们叫，叫声干巴巴的，叫几声就住了，像是连叫的力气都舍不得多花。有孩子光着屁股蹲在门槛上，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看见我们从村口经过，眼睛追着我们转，却不说话，也不动，像一尊被抽干了灵魂的泥塑。

第二天，村庄就没了。路两边只剩荒了的军屯田，地垄被风沙磨平了大半，田里长着半人高的枯蒿，风吹过来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有什么东西在哭。每隔十里有一座烽燧，大多已经塌了，土坯散落一地，被野草半掩着。有一个烽燧还站着半截，顶上生了一棵歪脖子树，树干从垛口里斜伸出来，像一只伸向天空的枯手。

第三天，连烽燧都没了。

天地之间只剩下两种颜色——天的灰，土的黄。路越来越窄，越来越模糊，走到后来，路已经不能叫路了，只是前人在荒原上踩出来的一道痕迹，风沙一盖就什么都看不见。二姐走在前面，时不时蹲下来辨认地上的车辙和马粪，然后重新确定方向。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情专注，像一个在废墟里寻找针的人。

我把包袱挂在胸前，里面装着干粮、水和秦叔给的药。干粮是杂粮饼子，硬得像石头，咬一口要在嘴里含半天才能咽下去。我每吃一口都数着——一共十二块饼子，两个人，来回六天的路，一天只能吃两块。有时候饿得实在撑不住，我就勒一勒腰带。腰带是二姐用破布条搓的，越勒越紧，肚子越勒越细，可饥饿感总是比腰带勒得更紧一些。

路上我们遇到过一个活人。

是一个放羊的老头。

那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烧着一片铁锈色的晚霞。老头赶着十几只瘦骨嶙峋的羊从一条干涸的河床里走上来。羊身上的毛又脏又结，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走得踉踉跄跄，比人还瘦。老头穿着一件不知年头的羊皮袄，袄上的毛秃了大半，露出里面的光板皮子，脸被风沙磨得像一块老树皮，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黄土。

他看见我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羊往路边赶，给我们让道。那慌张的样子，像是遇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二姐却停下脚步，从包袱里摸出半块杂粮饼子递过去。

“老人家，打听一下，去雁门关还有多远？”

老头盯着那块饼子看了很久，喉结上下滚了滚，却没有伸手接。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二姐，又看了看我，忽然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潼州。”二姐说。

“去雁门关做什么？”

“找亲戚。”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晚风把他羊皮袄上的残毛吹得瑟瑟发抖，他身后的羊群挤在一起，发出细弱的咩咩声。

“别去了。”他说。

“为什么？”

“没人了。”老头说，“雁门关那边，早就没人了。守军散了，百姓跑了，连北狄都不往那边走了。去干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

“那也要去。”二姐说。

老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动，不是惊讶，而是一种苍凉的明了，像是一个在荒原上活了太久的人，对人间所有的执念都已经见怪不怪。他伸出手来，没有接二姐手里的饼子，而是反手从羊皮袄里摸出一个羊皮水囊，递给二姐。

“水。比干粮金贵。”他说，“喝完还我皮囊。”

二姐接过水囊，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我在旁边看得分明——那是一个曾经锦衣玉食的萧二小姐，在荒原上对一个放羊老头的，认真的注视。

“多谢。”她说。

老头摆了摆手。他转过身赶着羊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们，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去年冬天，雁门关的方向，连下了七天七夜的雪。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然后他赶着羊走了。羊蹄踩在干裂的黄土上，扬起一小片一小片的浮尘。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被铁锈色的晚霞吞没了，像一颗被投入熔炉的石子，无声无息。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忽然想起大哥信上写的那句话——若见不到他，就说明我也失败了。到那时，不必替我收尸。

原来在北境，一个人消失了，是这么容易的事。

就像那个放羊的老头。就像那些散了守军的烽燧。就像长姐。

后来的路上，二姐一直沉默着。她把水囊收进包袱里，没有再说话。风越来越大，吹得她的头发散开，像一面黑色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她用一根布条把头发重新束起来，动作利落，没有一丝多余。那双写过锦绣文章的手，如今被风沙磨得粗糙，指节上裂了好几道口子，有的地方结了痂，有的地方还在渗血。她没有包扎。

第四天，我们到了雁门关。

雁门关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我想象中的雁门关，是长姐信里写的那座雄关——城楼高耸，旌旗猎猎，守军铁甲森严，风吹过来的时候旗杆上的铜铃会发出清脆的响声。长姐说她最喜欢在城楼上站着，往北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往南看是绵延千里的山河。她说站在那里才知道什么是“一夫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