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草木（第1页）

潼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后来很多年里，我无数次试图向阿昭描述我们初到潼州时的光景，但每次都词不迭意。说它破败，它却是北境六州里唯一还有城墙的州府；说它繁华，整座城最热闹的街上也不过七八家铺子，赶集的日子才有人杀猪，猪肉要挂三天才能卖完。说它穷，潼河两岸的黄土里能种出整个大昭最好的麦子；说它富，那年冬天我在城门口看见一个冻死的老乞丐，身上穿着七件破衣裳，一件比一件薄，像一棵被剥了皮的树。

后来我想明白了，潼州就是潼州，它不需要被形容。它是一个你活下去就必须咬紧牙关的地方，而咬着牙的人，顾不上形容。

我们是在一个傍晚到的潼州。

船在洛口靠了岸，老孙头帮我们把包袱拎上码头，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塞进二姐手里。二姐打开一看，是一把碎银子和十几枚铜钱。

“大爷给的。”老孙头说，像是怕二姐不肯收，赶紧又补了一句，“大爷吩咐过的，送到地方就给这个。老奴只是照办。”

二姐沉默了一瞬，把布包收进袖中，对老孙头深深行了一礼。老孙头慌忙避开，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转过身就上了船，撑开长篙，头也不回地走了。乌篷船顺着来路往回漂去，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河面上的一个小黑点，消失在烟波尽头。

这人用三天三夜把我们送出死地，临别连个名字都没留。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再后来我托人打听过，说渭水上有个撑渡的老孙头，前年冬天掉进河里淹死了，尸首捞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根竹篙，掰都掰不开。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同一个人。这条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夫太多了，他们大多没有名字，就算有也不会被人记住。可那一夜是他撑的船，我就得记一辈子。

从洛口到潼州城，还有四十里山路。

阿昭还在发烧。二姐的药丸子已经吃完了，烧还是退不干净，反反复复的。她有时清醒，有时迷糊，清醒的时候不哭不闹，就睁着一双大眼睛看山路两旁的树，问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我答不上来，她就一本正经地说小舅舅真笨，然后自己给那些树和花取名字——“这是大伞树”，“这是紫铃铛花”——取完又沉沉睡过去。

二姐一路上几乎不说话，只在岔路口停下来辨认一下方向，然后继续往前走。她的脚程很快，我抱着阿昭跟在后面，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一回我实在跟不上，落后了十几步，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像是刚刚想起身后还有两个人似的。

“走不动了？”她问。

“走得动。”我说。

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此后的脚程明显放慢了。

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一夜加一个白天。第二天黄昏时分，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潼州城终于出现在了视野里。

它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

城墙是黄土夯的，城楼是黄土砌的，连城头上插的旗帜都蒙着一层黄土，风一吹就扬起一片黄烟。城墙不高，很多地方豁了口，用碎石块胡乱填着，看着不像御敌的工事，倒像是谁家塌了半边的羊圈。城墙根下有几棵歪脖子枣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蹲着一排乌鸦，一声不吭，像一串黑色的省略号。

“这就是潼州？”我说。

二姐没有回答。她站在山梁上，望着脚下的城池，夕阳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八年前我来过一次。”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那时候我刚及笄，爹带我来巡视北境的军屯。潼州是北境六州里最穷的一个，军屯的收成连年欠产，种一斗收三斗，刨去种子和赋税，屯兵连饭都吃不饱。爹站在城头上看了很久，回去以后就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北境的军粮赋税。朝廷准了。”

她顿了顿。

“现在想来，大概从那时候起，爹就已经是某些人的眼中钉了。”

山风吹过，卷起一片黄尘。远处的潼州城里，不知道谁家点了灯，一点豆大的光亮在暮色中明灭不定。

“走吧。”二姐收回目光，“天黑了就不好找人了。”

潼州城里比外面看起来更破。

街道是土路，两边挖了排水沟，沟里淤着黑乎乎的烂泥和烂菜叶子，散发出一股酸臭味。两旁的房子大多是夯土墙，墙上糊着黄泥，黄泥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碎秸秆。很多房子的屋顶长着枯草，在风里瑟瑟发抖。整条街上只有一家铺子还开着门，门口挂着一条脏兮兮的幌子，上头写了四个字——“潼州老酒”。

街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偶尔有一个人走过，也是缩着脖子佝偻着腰，脚步匆匆，像是这街上有什么东西在追他。

我们按照大哥信上的指示，沿着主街一直走到头，在城墙根下找到了那家“雁回堂”。

它的招牌歪歪斜斜地挂在门楣上，漆皮剥落了大半，勉强能认出“雁回”两个字，“堂”字已经看不清了。门板是松木的，年头久了，裂了好几道缝，从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站在门口，能听见里面有锅铲碰撞的声响，还有一股药味飘出来——不是寻常药铺里那种浓烈的药香，而是一种更清苦的、带着泥土腥气的味道。

二姐抬手敲门。三长两短，大哥信上嘱咐的暗号。

里面安静了一瞬。然后门闩被人从里面拉开，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浑浊的眼睛贴在门缝上，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遍。

“谁啊？”一个沙哑的声音。

“长安来的。”二姐说。

“长安来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