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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九章小灶、夜话与三支新苗

腊月廿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沧州城里飘着糖瓜的甜香，但京城那边吹来的风，却带着股别样的寒意。

孙账房从汇通钱庄回来，带了个口信：“东家，金掌柜说，最近有几个生面孔在钱庄附近转悠，像是打听咱们兑银点的底细。听口音……像是京里来的。”

林湛正在批阅冬修水利的条陈，笔尖顿了顿：“知道了。让金掌柜照常营业，该兑银兑银，该放贷放贷。只是账目要更仔细些，别让人抓着把柄。”

“还有，”孙账房压低声音，“柳树乡的杨有财，前天夜里去了陈把头家。两人关起门说了半个时辰的话。”

“说了什么？”

“听不真切。但杨家的小厮说，杨有财回来时脸色不好，念叨什么‘京城有人撑腰也未必长久’。”

林湛放下笔，看向窗外。雪后初晴，阳光照在院里的积雪上，晃得人眼晕。他知道，沧州这潭水，表面平静了，底下却在暗涌。

腊月廿六，京城吏部的一封例行咨文到了。内容很平常，询问沧州官员考绩、年末政务等等。但末尾加了句：“闻该州新政频出，成效斐然。然地方官久任一地，易生怠惰，亦易结私谊。朝廷正议‘官员轮转’新制，以备参酌。”

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白：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

孙账房拿着咨文，眉头拧成疙瘩：“东家，这是在敲边鼓啊。什么‘轮转新制’……怕是有人想动您的位置。”

“迟早的事。”林湛把咨文收起来，“咱们在沧州搞得有声有色，有些人睡不着了。”

“那怎么办？”

“两条腿走路。”林琛站起身，“第一，把咱们的事做得更扎实，让他们找不到茬。第二……”他顿了顿，“得给沧州留点种子，就算我走了，这些新政也不能人走政息。”

从那天起，州衙后院的西厢房，晚上常亮着灯。林湛开了个“小灶”——不是做饭，是讲课。听课的人不多，就七八个，但很杂：有赵诚这样的年轻书吏，有李大壮这样的保甲长，甚至还有两个在沧州游学、对实务感兴趣的穷秀才。

讲的内容也杂：怎么查账目猫腻，怎么调解乡邻纠纷，怎么组织民夫修渠，甚至怎么设计简单的统计表格。

头一晚，李大壮紧张得直搓手：“大人，俺……俺就识得百十个字，能听懂吗？”

“能。”林湛在黑板上画了个田块图，“就从你熟悉的讲——假如东村和西村争这条水沟，你怎么断？”

李大壮眼睛一亮：“这个俺知道！先看老水册，再看实地，谁家的田更靠上游、更需要水……”

他讲得粗糙，但句句在点子上。林湛帮他总结成三条原则：“依册、据实、顾大局”。李大壮听得直点头：“对对对！就是这个理！”

两个秀才起初有点清高，觉得这些“俗务”不入流。但听了几晚，其中一个叫顾子安的忍不住问：“林大人，这些实务之法，书中为何少有记载？”

“因为写书的人，多半没亲手做过。”林湛实话实说，“所以咱们得自己记，自己传。”

他让每个人准备个册子，记下每天处理的实务、遇到的难题、解决的思路。赵诚的那本最厚，已经写了半本。

除了讲课，林湛开始有意识地放权。让赵诚独立负责冬税的最后核对，让李大壮带队去新开垦的荒地分配田界，让顾子安帮着起草告示文书——当然，最后他还要把关。

腊月廿九，夜里又下雪了。西厢房的炭盆烧得旺，几个人围坐，今晚不讲课，是“说难”。

林湛先开口：“我最近遇到个难题：运河码头那边，脚夫的工钱还是被层层克扣。陈把头明面上规矩了，暗地里换了个法子——强迫脚夫在他侄儿开的杂货铺买高价干粮。你们说，该怎么办？”

李大壮先嚷起来：“这还不简单？查他！罚他！”

顾子安沉吟道：“怕是不好查。买卖自愿，他可以说脚夫是自愿买的。”

赵诚小声说：“能不能……咱们州衙在码头设个官办的饭棚？卖平价干粮，脚夫自然不去他那儿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