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辽夏金之文化（第3页）

《宋史·西夏传》：“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谅祚继世，慕响中国，易服求书，益重文治。

《宋史·西夏传》：“谅祚，景宗长子也。”“嘉祜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诏许之。”“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乾顺以降，兴学养贤，崇祀孔子，奕世不衰。

《宋史·西夏传》：“建中靖国元年，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绍兴十三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鼎新。”

盖夏虽以武力背宋，其于文化，未尝背宋也。即其创制之文字，形式虽殊，仍不出汉字系统。

《宋史·西夏传》：“元吴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以今世所传西夏书考之，其字之分行、楷、篆各体，亦犹汉字之有行、隶、篆诸种也。

《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苌）：“西夏国有楷书，有行书，有篆书。”“《宋史》蕃书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此谓楷书也。今传世石刻及《掌中珠佛经》等，皆是。”“西夏之有行书，前籍所未载。日本西本愿寺所得西夏人书残经数纸，书迹至草率，与石刻及他写经不同。以汉字之名定之，则为行书，无可疑也。”“《宋史》但言元昊制蕃书，方整类八分，不言有篆书。《金史·西夏传》与《宋史》同，而云又若符篆，《隆平集》亦称元昊自为番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均似谓西夏蕃字，既若隶书，又若符篆者。惟《辽史·西夏传》，则言之颇明析，曰李继迁子德明，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如符篆，盖如隶书者谓楷书，如符篆者谓篆书也。今其传世篆书，有《感通塔记碑》额，盖就其楷书略变为婉曲，可以其楷书推知。惟又有传世西夏铜印，其文则填委屈迭，与其楷书甚远，与《感通塔记》之额亦迥殊。是西夏篆书，亦有二种，殆犹篆书中有模印诸体之别欤？”

契丹文字，传世者少，西夏亦然。然近因东西学者之考订，乃知西夏遗文传世者尚十余种，

《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苌）谓：“西夏文字传世者，曩但有金石刻而已。近十余年，欧人始于我西陲，得各种经文等，兹就所知者录之：（一）《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二）《黑水河建桥祭神敕》，（三）《莫高窟造像记》，（四）《居庸关六体刻经》，（五）西夏官印，（六）西夏国书铜牌，（七）西夏国书钱，（八）陀罗尼镜，（九）《添品妙法莲华经》，（十）残佛经，（十一）《掌中珠字书》。”

《西夏国书略说》，研究西夏文字的专著。近代学者罗福苌（生平不详）著。

且于蕃汉对译之法，亦有所得。以尘霾七百年之文字，乃复为中外学者所重，亦非野利仁荣等所及矣。

《西夏国书略说》：“西历一千九百十年，俄大佐柯智洛夫氏于张掖掘得西夏国书刻本经册十数箱。中有汉语及夏国语对译字书一册，约五十叶，名《掌中珠》。夏国书傍皆注汉字音，汉语傍亦注西夏字音，每字均两对译语，及两国字音，四言骈列，殆即《宋史·夏国传》所谓《四言杂字》者欤？又其所得西夏画像不少。像之下方，多有铭赞，均以其国书书之。并藏于俄都大学附属人种博物馆。”

金之先，出于靺鞨。当唐时，粟末靺鞨尝建渤海国，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

《金史·世纪》：“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为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imgalt=""class="i;srages092718859645。jpeg"]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

五代时，渤海亡，而黑水靺鞨之生女真代之而兴。观其初起之情状，若未受渤海文化之影响。然黑水、粟末实同一种，粟末先进，既能吸受中国之文教，则女真后起者，虽专以武力胜，故亦易于濡染华风矣。

生女真，女真是我国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名。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部分女真人随渤海人南迁，编入辽籍，称为熟女真；留居故地的女真人，未入辽籍的称为生女真。

石晋文物入于辽，辽亡而金受之。

《金史·太祖纪》：“太祖天辅五年十一月，命呆、昱、宗翰、宗幹、宗望等伐辽。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北宋文物萃于汴，汴破而金得之。故辽所得者，止于石晋及唐之遗；金所得者，兼有辽、宋南北两方之积。北宋文物，经八帝百八十余年之储蓄创造，迥非石晋可比。虽以女真之虓暴，未必能一一研索而得其用，然其所承受之丰，自必影响于民族。且契丹未尝南下，国都僻在东北，金则自燕而汴，都邑屡迁。兵力所及，远至江浙，其为宋患者滋深，即其受宋教者亦滋巨。《金史·文艺传》谓金之制作，非辽所及，宜矣。

《金史·文艺传》：“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金自熙宗读书讲学，尊崇孔教，效法中国之帝王，已足为同化于汉之标准。

《金史·熙宗本纪》：“（天眷二年六月）己未，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防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世宗嗜读史籍，尤尚儒风，

《金史·世宗本纪》：“（大定二十年十月）壬寅，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校书郎毛麾，朕屡问以事，善于应对，真该博老儒。可除太常职事，以备讨论。’”“（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寅，上谓侍臣曰：‘……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圣人尚尔，况余人乎！’”

欲以《五经》译本，遍化女真种人，

《金史·世宗本纪》：“二十三年九月……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

《扬子》，即《法言》。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世称扬子）拟《论语》体裁，采用问答形式而撰写的哲学著作。

《文中子》，即《中说》。隋代思想家王通（死后其弟子私谥“文中子”）弟子仿《论语》体裁而编的著作，主要记述王通与门人的问答。

《刘子》，汉末六朝史著，其成书时间及作者有争议。一说为齐梁文学家刘昼，一说为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另说为魏晋人作品。

猛安谋克，皆须通知古今。

《金史·世宗本纪》：“（二十六年三月）丁酉，以亲军完颜乞奴言：‘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承袭。’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尔一亲军粗人，乃能言此，审其有益，何惮而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