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第3页）
八音，古代的八类乐器，按制作材料划分，包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盖古人以声音之道与政通，故恒注重于声乐。而学生以此为教科，则一以淑学者之性情，一以裕学者之知识，储材化俗之意兼而有之焉。
唐、虞之官吏，殆多由大臣举用。
《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其用人虽多出于贵族，然必以其言论及事功参稽而用之。
《尧典》：“询事考言。”“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皋陶谟》：“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
且惩戒之法甚严，失职不免鞭挞，甚且著之刑书。
《尧典》：“鞭作官刑。”《皋陶谟》：“挞以记之，书用识哉。”
其考绩必以三年者，取其官久而事习，然后可以定其优劣也。
《尧典》：“三载考绩。”（后世官吏有任期，实本此制。）
官法虽严，而君臣之分际，初不若后世之悬隔。相与对语，率以“尔”、“汝”之称。如
《皋陶谟》：“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皋陶曰：“俞！师汝昌言。”“禹曰：安汝止。”
且设四邻，以为人主之监督。
《尚书大传·虞夏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举无过事。故《书》曰：‘钦四邻’，此之谓也。”“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
故君主无由专制，而政事无不可公开也。
唐、虞地方之制不可考，以《大传》及《史记》相参，则其时有邑、里、都、师等区划。
《尚书大传·召诰》：“古者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其民殆多聚族而居。
《书序》：“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
无姓者则赐之以姓。
《禹贡》：“锡土姓。”
人民之职业甚多，
《淮南子·齐俗训》：“尧之治天下，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邱，就时于负夏。”（《禹贡》详载各州贡品，知其时畜牧、田渔、漆桑、纺织、商矿诸业者皆备。）
《考工记》：“有虞氏上陶。”
大要以农业为本，有甽田之制。
《汉书·食货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为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甽中。”
其民大率春夏皆处于野，秋冬则邑居。
《尧典》：“春厥民析，夏厥民因，秋厥民夷，冬厥民燠。”
按《汉书·食货志》述古制：“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馂至喜’。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可与《尧典》相证。
后世传其时垦田甚多，而人口甚少，虽多出于臆测，然以地域及史事观之，计亦约略相等。
《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禹平洪水时，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
按皇甫谧不知据何书而能言唐、虞时田土人口之数凿凿如此，似不可信。然九州之地，垦辟不足一千万顷，似亦非过言。以《尚书大传》一州四十三万二千家计之，九州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家，平均一家五口，亦不过一千九百四十四万人。况九州之都邑，未必一一皆如其数。则其时之人口，自不过一千数百万。观舜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则舜未居其地之前，皆空旷之地，无都邑也。土旷人稀，而生计进步，此尤其时号称郅治之大原。吾辈读史，不可徒研究其政教，而不就当时土地人民之数，一究其因果也。
唐、虞政教之梗概，及其社会之状况，具如上述。其尤重要者，则敬天爱民之义为后世立国根本。虽有专制之君、暴虐之主，刚愎自用之大臣，间亦违反此信条，而自恣其意，然大多数之人诵习典谟，认为立国惟一要义，反复引申，以制暴君污吏之毒焰。于是柄政者，贤固益以自勉，不肖亦有所惩。即异族入主中国，亦不能不本斯义，以临吾民。故制度可变，方法可变，而此立国之根本不可变。如：
《尧典》：“钦若昊天。”“敬授民时。”“钦哉，惟时亮天功。”
《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明用休。”
等等诸语，以天与民合为一事，欲知天意，但顺民心。凡人君之立政施教，不过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阐发而推行之，直无所有其一人之主张。此尤治史者所当深考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