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珍贵的蜕变（第2页）

直到剧集播出，恶评如潮。她躲在出租屋里，发了条ins后关掉手机，蒙在被子里哭了一整晚。粉丝在评论区安慰她说“角色争议很正常”，可她知道，争议的核心不是角色，是她，是她没演好。

那份挫败感，像一块巨石，压了她很久很久。

可现在，看着模拟中片场里这栋布满生活痕迹的狭小房子，看着墙上高宥琳的奖牌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满头大汗，奖牌在胸前熠熠生辉，眼神里满是纯粹的光芒。

崔佳娜走到折叠椅坐下，目光落在餐桌旁的泡菜坛上。

坛子是老式的陶土材质，表面有几道细小的裂纹，被人用胶带小心翼翼地缠了起来，像是一位年迈的老者，在岁月里艰难地支撑着。

她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剧本边缘，纸张因为反复翻阅而变得柔软，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她之前画的重点，却大多是关于台词节奏和情绪起伏的标注，从未真正触及过角色的内心。

崔佳娜忽然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想起那个关于煎蛋的秘密，像一根生锈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了她的心脏。

小时候家里条件普通，鸡蛋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弟弟考试考得好时，母亲才会煎几个。

每次煎蛋，母亲总会把完整的一个放进弟弟的碗里，那个煎蛋金黄油亮，蛋黄饱满，边缘微微卷起，看起来就让人有食欲。

而她的碗里，永远是两个小小的、边缘碎碎的煎蛋，形状不规则，颜色也比弟弟的浅一些。

母亲总笑着说：“佳娜乖，给你两个，比弟弟多。”那时候她还小，真的以为自己赚了，觉得母亲是偏爱她的。

她会把蛋饼小心翼翼地藏在米饭底下，一点点地吃，舍不得一口吃完，甚至会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我妈妈给我煎了两个煎蛋，比我弟弟还多。”

直到十岁那年，她和弟弟的学校要放假的一个下午，因为身体不舒服，她提前从学校回家。

推开家门时，她看到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阳光透过狭小的窗户照进来，在母亲的身上镀上一层金边，却也照亮了她手里的动作。

母亲攥着一个鸡蛋，在碗沿轻轻一磕，蛋液倒进碗里，用筷子搅散后，分成了均匀的四份，然后一勺一勺地舀进热油的锅里，煎成四个小小的蛋饼。

母亲把其中两个蛋饼放进她的碗里，另外两个合在一起，捏成一个勉强完整的形状，放进了自己的碗里。

那一刻，崔佳娜站在厨房门口，像被施了定身咒一样，浑身冰凉。

原来她引以为傲的“两个”，不过是半个鸡蛋分出来的碎块；

原来弟弟的“一个”，才是真正完整的一份；原来母亲的“偏爱”，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安慰。

她没有敢戳破这个秘密，默默地退了出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那天的蛋饼，她吃得味同嚼蜡，嘴里满是苦涩的味道，像吞了一把碎玻璃。

从那以后，她开始留意父母对她和弟弟的区别，那些被她忽略的细节，像拼图一样，凑成了一幅名为“偏心”的完整画面。

弟弟想要的玩具，父母总会想尽办法满足，哪怕要省吃俭用一个月；而她想要一本童话书，父母却会说“看书有什么用，不如多做点家务”，最后还是她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在旧书市场买了一本盗版的。

弟弟摔碎了家里的花瓶，父母只会笑着说“男孩子就是皮，太闹腾了”；而她不小心打翻了饭碗，却会被父母严厉地训斥一顿，还要自己收拾残局。

弟弟生病时，父母会轮流守在床边，嘘寒问暖，买各种好吃的，甚至会请假在家照顾他；而她发烧到39度，父母却因为要送弟弟上补习班，只给她留下几片退烧药和一杯水，叮嘱她“自己多喝水，按时吃药”，就匆匆离开了。

在她一个人到首尔当练习生，考上艺术高中那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好了一些，可父母在听到她说想上艺高时还是犹豫了很久。

父亲在电话里语气很强硬：“女孩子读艺术高中有什么用，将来也不好找工作，不如去学点技术，早点出来赚钱，还能帮衬家里。”

母亲也在一旁附和：“是啊，你弟弟以后还要上首尔大学，还要买房结婚，我们得为他多攒点钱。”

她当时哭着和父母争辩，说自己真的喜欢跳舞，说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出道的。

可父母只是摇着头，说她“不懂事”“太自私”。但最后，父母还是给了她一半的钱，剩下一半是她自己利用暑假昼夜不休的打工，在餐厅洗碗、端盘子，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才凑齐了学费，如愿走进了艺术高中的校门。

虽然后来因为实在交不上学费，她还是退学了…

这些小事，崔佳娜原以为已经忘了，没想到原来只是默默将它藏在了角落。

那些被忽视、被偏心对待的瞬间，依然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里，时不时地冒出来，提醒她曾经的不被爱。

模拟里的她，是带着对父母只爱她的不信任，去演高宥琳的选择。

因为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心甘情愿为父母的错误牺牲。

她甚至觉得高宥琳的选择很傻，很不值得，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了父母错误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