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第2页）

这些补充，林晏都先在小范围试用，收集反馈，再推广。

教材编写的过程，成了全连参与的学习过程。战士们开始有意识地讨论：今天侦察时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改进；哪个方法管用，哪个方法要调整。

林晏发现，很多战士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比他书本上的理论更实用。比如孙二虎提出的“听鸟识敌法”——鸟群突然飞起或安静，可能有人靠近。比如王石头发现的“脚印判断法”——新脚印的泥土湿度、踩踏深度，能判断经过时间和人数。

他一一记录下来，补充到教材里。教材不再是林晏一个人的作品，是全连智慧的结晶。

一个月后，团部派人来考察教材使用情况。

来的是团政治处的周干事——就是之前审查林晏身份的那位。这次他的态度温和多了。

“林晏同志，听说你们编了本小册子，效果不错？”周干事翻着已经翻得卷边的《侦察兵三要三不要》。

“还在试行，很多地方要改。”林晏实话实说。

周干事看完，推了推眼镜：“简单实用，适合推广。团部决定，在全团侦察部队试用。不过……”

他顿了顿：“内容要扩充。不能只讲侦察，要讲情报分析、战术决策、群众工作。要编一套完整的教材体系。”

这个任务比编小册子重十倍。但林晏没有推辞。

“需要什么支持？”周干事问。

“人。”林晏说，“我需要有实战经验的同志一起编写。还需要去各连队调研，了解实际需求。”

“批准。”周干事很干脆，“团部成立教材编写组，你任组长。成员你提名，我协调。”

教材编写组很快成立了。除了林晏，还有五人：老猫（侦察经验）、陈启明（文化水平高）、一个营部参谋（战术理论）、一个老地下党员（群众工作）、一个缴械投诚的原伪军军官（了解敌军）。

六个人，挤在一间土房里，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编写工作。

争议从一开始就存在。

老猫认为教材应该全是实战案例：“战士不听大道理，就听故事。哪次战斗怎么打的，为什么赢为什么输，讲清楚就行。”

营部参谋坚持要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指导，经验就是散的。要总结规律，提炼原则。”

原伪军军官提出要从敌人角度思考：“要知道鬼子怎么想，才能对付他们。”

争论经常持续到深夜。油灯下，六张脸在昏黄的光线中显得疲惫而专注。桌上摊着地图、战斗记录、缴获的文件，还有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

林晏的角色是协调者——把实战经验系统化，把理论具体化，把多角度思考整合成一套可操作的方法。

最难的章节是《情报分析》。林晏想引入现代情报分析的基本框架：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分发。但怎么让1937年的战士理解这些概念？

他最终想到了一个比喻：情报就像打铁。

收集是找铁矿——要多方寻找，不能只靠一处。

处理是炼铁——要去掉杂质，留下有用的。

分析是打铁成器——要看出铁矿能打成什么，刀还是锄头。

分发是把铁器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要快，要准。

这个比喻得到了编写组的一致认可。老猫说：“这个好，打铁谁都懂。”

另一个难题是《群众工作》。老地下党员讲了很多实例：怎么和老乡打交道，怎么获取情报而不暴露，怎么在敌占区建立关系网。

但怎么把这些写成教材？群众工作没有固定套路，靠的是对人心的理解和时机的把握。

林晏提出了“三个原则”：安全第一（保护群众也保护自己）、将心比心（理解群众的处境和顾虑）、长期经营（关系要慢慢建立，不能急功近利）。

每一条原则下面，都配上真实案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付出了血的代价。

编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林晏发现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在加深——不是通过书本，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

三个月后，第一套完整教材的初稿完成了。

共五册：

一、《侦察基础》（林晏、老猫主编）

二、《情报分析》（林晏、陈启明主编）

三、《战术应用》（营部参谋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