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第1页）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所处的时代背景、内外部的环境条件、面对的发展任务、可选择的发展战略等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的情况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道路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事实也证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呈现的总体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比较均衡，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也日趋合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则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这种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同步发展

除少数新兴工业经济体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比较协调的发展之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衡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城市人口比重的快速增长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6年的数据显示了各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趋向于越高。发达国家的人均GNI都在2万美元以上，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在70％左右。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NI在5000美元以下，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70％之间，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的时候，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种建立于相对贫困和经济落后基础上的城市化进程，由于缺乏经济发展基础，因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相当严重的城市问题。

同时，从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相互关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也表现为缺乏相应的工业化基础。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可以选用工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的工业化率（I），将它与城市化水平（U）之比（IU比）视作衡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指标。相关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2005年发达国家的IU比普遍低于0。4，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进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因而城市化水平很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后经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较小。

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IU比达到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水平，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类似于发达国家。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类国家的IU比较低，一方面说明了它们的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这类国家的城市人口主要在一些非正式的传统服务行业就业，传统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另外，以中国、印度、泰国等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IU比则明显偏高，中国1965年的IU比接近于2，目前仍高于1，这说明了这类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其工业化进程，同样呈现出失衡的特征。

以巴西为例能够更为清楚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不同步、不协调的特征：巴西的经济增长从1967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并一直维持到1980年，人均GDP从1967年的1485美元（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下同）增长到1980年的3256美元，13年间增长了近120％；同期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从52。5％提高到67。4％，每年平均提高1。15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后，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巴西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其中5年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而巴西同期的城市化水平依然从1981年的68。2％提高到1992年的76％，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巴西经济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人均GDP自1998年以来出现了4年负增长，至2005年的人均GDP为3596。7美元，但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4。2％，与发达国家处于相同的水平。这充分说明了巴西城市化水平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缺乏经济发展的支撑，是一种缺乏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过程。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巴西城市化水平自1965年以来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但工业化率一直在40％左右波动，其中1996—2000年间明显下降。这种状况使巴西的IU比从1961年的0。91持续下降到1999年历史的最低位值0。34，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IU比才回升至0。45左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IU比过低，反映了该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不足。

从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巴西接近60％的劳动力就业于服务业，工业领域的就业人口比重与农业相当，均在20％上下波动。而在巴西2003年城市劳动人口中，7。6％的人口从事农业，从事于矿业制造业的分别占0。3％和15。5％，电力、天然气和水务部门的占0。5％，建筑业占8。2％，商业占20。1％，交通行业占5。5％，金融服务业占8。1％，服务业占33。9％，其他行业占0。3％。

同巴西相似，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带有拉美国家的典型特征，即城市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在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却已经实现了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高度城市化。1960年，墨西哥人均GDP（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仅有2554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0。8％，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到2005年其人均GDP达到6172美元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6％，已经进入了高度城市化国家的行列。从过程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是墨西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其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其间人均GDP翻了一倍，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0。79个百分点。80年代初期开始受到拉美债务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个别年份还出现了经济衰退，城市化的速度也明显放缓。1980年至2005年，人均GDP增长了20。1％，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0。39个百分点。虽然墨西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还是过高、提高还是过快。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墨西哥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特征也很明显。1965—1985年间，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缓慢提高，并在1985年达到最高值35。27％，随后这一比重就逐渐回落至2005年的25。93％。反映在IU比上也有同样的趋势。1965—1985年IU比在0。5上下波动，之后就迅速下滑至0。34的水平

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来看，1990—2003年墨西哥在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仅占25％，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5。3％下降到2003年的16。6％，服务业的就业比重相应地从49。9％提高到57。7％。但服务业就业人口主要是在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就业，在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很小。如2003年墨西哥城市劳动人口的就业分布结构为：农业占2。0％，矿业占0。4％，制造业自19。6％，电力、天然气和水务部门占0。5％，建筑业占78％，商业占23。8％，交通运输业占5。4％，金融行业占1。8％，普通服务业占38。7％。

上述数据均反映了墨西哥工业化与城市化相比明显发展不足，无论是工业的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偏低。工业发展不足既限制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使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基础。因此，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工作环境较差，收入水平也较低。这种状况影响了城市化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再以印度为例：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出于主权独立和经济自主的需要，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心内容的“赶超战略”，在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较为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宣布新的工业政策，将私营企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并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由于印度强力推行工业战略以及90年代开始的改革政策，其经济发展成就值得称道。印度人均GDP从1960年的176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88美元。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农村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印度至今还只是一个低收入的农业大国，它不仅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偏低的国家之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印度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从经济上看，这一方面与目前印度的经济欠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很低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偏重于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有关。尽管1991年经济改革后政府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放松国外投资的限制，但印度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且重工业长期受到政府保护，因缺乏竞争而效率较低。因此，印度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大量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不协调的另一种表现。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看，印度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以来一直在20％～25％之间，而城市化水平缓慢增长，2005年也仅为28。7％。印度工业化率长期高于城市化水平，直到1998年之后城市化水平才高于工业化率，这就导致了印度的IU比长期高于1，2005年也还高达0。95。这一比值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从就业结构看，2004年印度劳动力在农业领域的就业比重仍高达54％，而工业的就业比重仅为19％。这些数据说明了印度经济结构的偏差，尤其是工业发展不足，是导致印度城市化水平偏低的重要经济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软件产业近年来获得了飞速发展，并已经成为世界出口计算机软件的重要国家。目前全球中500家最大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使用印度提供的软件。印度1992年出口计算机软件还只有74亿卢比，1996年已增至411。3亿卢比，2002年再增至650亿卢比，10年间增加了8。78倍。同时，印度服务外包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印度也赢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美誉。但是印度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业主要是在国际市场巨大需求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这些高端产业实际上与印度本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联系很小，因而使印度更加呈现出显著的现代与传统并存的二元经济特征，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空间布局

城市人口过多地集中在几个最大的城市，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些大城市，或者是该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或者是作为对外贸易枢纽的经济中心城市，或者是这两类城市的结合。自197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发展最为迅猛，其数量从1个跃升至15个，人口从1000万增加到了2亿多，占发展中国家城市人日的比重从1。3％猛增至9。1％。在此期间，除人口规模为100万至500万的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外，其余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就反映了20世纪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偏向集中型城市化的明显趋势：人口迅速向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明显存在过度集中的趋势。

这种城市人口的非均衡分布和过度集中，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畸形地发展起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其总城市人口的比重高达20％～60％。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一两个大城市，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少数城市的极度膨胀，带来了种种城市问题。其一，由于这些国家的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正式就业的机会非常有限，因而大量城市人口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从事于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缺乏保障的传统服务活动。在这些城市中，贫困成为常见的现象。其二，受到政府财政收入的限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如一些城市缺水、缺电、缺乏能源供应等问题非常严重，同时道路拥挤不堪、卫生设施严重匮乏。由于过多人口对有限的基础设施的过度使用，也使得这些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损耗过大，破败不堪。其三，由于住房的严重短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存在严重的“贫民窟”问题，而且呈现逐渐蔓延的趋势，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顽疾。贫民窟的蔓延，不仅对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对城市的社会环境构成了威胁，犯罪率高、教育不足、法治缺失等特点使贫民窟既不利于城市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利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当的公共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时候，由于受到资本、技术和资源等因素的限制，往往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发展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城市，希望通过形成“增长极”来带动和辐射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发展。然而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些“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聚集效应吸引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聚集区和大市场，但其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却没有得以很好的实现，结果是少数区域和城市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而其他地区却陷入了停滞甚至是衰退的局面。与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偏向”，政策向主要的大城市倾斜。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社会事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使得大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从而吸引了大批人口进入这类城市之中。虽然许多的城市移民并不能充分享受这些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和社会福利，但在大城市中生存的机会和发展的期望要远高于在农村和小城市。面对城市人口过度地集中于一两个大城市，政府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更加注重这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在人口迁移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这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涌入这些城市，从而形成了“人口过多——政策倾斜——新移民迁入——人口过多”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情况，还存在城市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区域的问题。以巴西为例，由于受长期殖民经济的影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上差异巨大，东南部在经济总量中占据的份额高达60％左右，其中仅圣保罗州的经济规模占到全国的1／3强，而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长期不足10％。东南部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口从落后地区和乡村大量涌入，推动了大都市的进一步发展。到1960年，圣保罗超过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最大的城市，城市人口将近380万人，里约热内卢有人口330万人；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33万和1147万，分别排名世界最大城市中的第4位和第14位。

为了改变工业和城市过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状况，开放内地不发达区域，巴西政府开始实施各种区域平衡发展政策，如补贴从圣保罗到边缘地区的产业资本转移，在圣保罗的主导作用下，提高互补工业，将圣保罗和其他区域连接起来。此外，巴西于1960年正式将首都迁至戈亚斯州海拔1100米的高原新都——巴西利亚，以图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中西部地区从最初城市人口分布为零上升到1970年的4％，并且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增加到303座。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的干预措施引起了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工业集中化程度有所下降，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状况有所减弱，但并未根本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格局。如1940—1980年间，人口超过2万人口的城市中，城市人口在东南部的份额由64％降低到59％，北部由3％增加到4％，东北部由21％下降到19％，南部由12％上升到13％，中西部由空白上升到5％。

韩国采取首都圈的集中发展、经济空间集聚的模式，在政府主导性增长战略下，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集聚模式。到1990年，面积仅占全国的0。6％的首尔市，常住人口高达1060。3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整个大都市区基本上占了整个韩国人口的一半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进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相对稳定时期。在城镇空间布局上，首都圈边缘地区迅速增长，中心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同时，经济要素逐步在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集聚，如首尔周围的富川市等6个卫星城，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

韩国人口向首都圈及大城市集中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中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较高，以及大城市生活带来的多样性与便利性。这样集中超过一定程度，则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如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物流费用增加与住宅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水平下降。韩国城市在很短时间内超高密度人口的集中，造成了市民的隐私意识过强，传统的亲密交往关系支离破碎，而共同体意识的肢解引起的后果之一是犯罪问题严重；同时，韩国大量的城市基础建设属于应急型，因人口短时期内向京釜轴及首都圈集中，引起了在有限空间内对住宅、道路、上下水道以及教育、防火等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急剧扩张。结果，引发了城市财政困难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现象。

韩国还出现应急型城市，即新城市计划的决定和建设不是系统的，而是超短期的。而此类应急型城市导致了以下不良影响：首先是导致职、住分离。大量居住在应急型城市的居民前往有生产机能的城市上下班，造成地域间交通混乱，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政府不得不加大城际交通基础设备的投资。第二是导致居住环境不良。因超高层公寓、中心建筑随着高层密度化而出现“过密居住”，绿地空间及文化休闲空间不足，引起了在城市郊区地域形成高密度公寓村现象。这是因为不考虑新城市的环境水平，而只考虑开发事业的经济性造成的。

（三）城乡非对称发展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城乡发展失衡也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主要表现为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忽视农业和农村的进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实行了向城市和工业严重倾斜的产业政策，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常常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来支持现代城市工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较低的价格将农产品或原材料出口到国外，同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城市工业所需的设备和技术，所生产的服装面料、农业设备、化肥农药、生活用品等又以较高的价格卖到农村。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长期作用下，城市和工业吸取了农村和农业大量的资源，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了农业、农村的落后和衰败，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城市工业的健康与长远发展。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难以为国民经济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容易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的衰败使得农民被动地离开农村，到城市中寻找生计。这种被动的城市化过程带来了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趋向于服务化，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原有的贸易方式遭遇了困境。这也使一些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均受到影响，城乡发展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关系更趋恶化，农村更加贫困。

发展中国家中与城乡关系失衡相伴随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失衡，即收入不平等现象普遍较为严重。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是南非、巴西和阿根廷，它们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而墨西哥、菲律宾、委内瑞拉等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5。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标准，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柬埔寨、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全国总收入或消费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了50％，其中巴西和南非的这一指标超过了60％。

从城市人口的贫困率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以各国的城市贫困线为标准，孟加拉、蒙古、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城市人口贫困率接近甚至超过了30％，埃及、土耳其、印度、菲律宾等国的这一比重超过了20％。但与城市贫困相比较，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困问题更为严重，乡村贫困线以下的乡村人口比重更高。如孟加拉、菲律宾等国的农村贫困率超过了50％，巴西、蒙古超过了40％，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率在20％～40％之间。考虑到各国的农村贫困线要低于城市贫困线，这充分说明了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工业发展不足、就业机会欠缺，但城市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然明显高于农村人口，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