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第2页）

1。巴西城市化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受长期殖民经济的影响，巴西农业一直属于严重依赖出口的外贸型农业。几个世纪以来，巴西农业一直维持着以少数几种农作物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外贸模式。如15世纪以巴西红木为主，16世纪后期以甘蔗为主，19世纪中叶大量发展咖啡和橡胶，当前巴西农业出口以大豆、柑橘、咖啡、蔗糖、烟草、可可、棉花、花生、牛肉等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产品的出口仍然占据出口总额的4成至5成。巴西建立于大农场制基础上的外贸依赖型农业，既不能充分利用国内多样性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不利于地区间的均衡发展，还不能与本国的城市工业体系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使得城市工业发展欠缺原材料等必要的基础条件。

虽然巴西农业出口量很大，在世界农业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巴西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工农和城乡发展关系失衡同样表现得相当明显。巴西的工业化基本是依靠“以农养工”的战略，即依靠优越的农业自然生产条件，通过本国初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优势创造外部资本积累，并将这些积累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由于长期实行这样的发展战略，带来了工农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例如，1960年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为0。9　∶1，农业产值略高于工业；1975年变为2。69　∶1，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1倍多；1980年工业与农业产值比变为2。6　∶1。

巴西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典型的大地产制。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显示，巴西农业生产单位的平均占地为105。2公顷，而美国为70。3公顷，法国为9。4公顷。1980年，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在数量上虽然占全部农场的50。3％，但其所占土地的份额仅有2。5％；1000公顷以上的大农村在数量上仅占0。94％，但其所占土地的份额却高达45％。虽然巴西数次试图推行土地改革，但到2003年巴西2000公顷以上的农场数量占总数的0。8％，但其拥有的土地却仍占总数的31。6％；100公顷以下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的73。7％，但其拥有的土地仅占土地总数的20％。由于土地占有的极度不公，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群众运动频繁，无地农民成立了“无地农民运动”组织进行占地活动，庄园主阶层则成立了“农村民主联盟”与之对抗，加剧了社会紧张的程度。

巴西农业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工业发展先天不足，并使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联系较少，工业发展具有外生性和外向性的特点。巴西通过将绝大部分的国内外资金投入到城市的工业部门之中，农业和农村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通过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使得巴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贫困问题。在农业发展较快的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有增无减，贫困人口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从1981年的56。7％上升到1990年的70％。1998年巴西政府土地改革计划披露，当时全国大约有480万户至700万户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农业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大农场主或农业企业主手里，他们住在城市、消费在城市，极少关心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资也较少，农村教育落后、医疗卫生机构缺乏、缺水缺电和环境污染问题颇为严重，农村生存条件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20世纪中期以来，农村的人均收入也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农村面貌变化也很小。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以及大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减少，促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也说明了巴西的高度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的基础上的。

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是造成其城市问题的重要原因。1981—2004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在0。61～0。57之间波动；2004年年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有总收入的61。12％，而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却仅占有总收入的9。25％。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8年为22％，2003年依然高达21。5％，2004年日均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人口比重为7。54％，日均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的比重为21。15％；在城市中，贫困率在2003年为17。5％，比1998年提高了2。8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巴西收入分配得相当不平等，尤其是大量贫民在农村无法生存，是巴西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重要动因。这种因贫困带来人口大量地向城市迁移，导致了城市聚集了众多的贫困人口，从而给城市带来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如贫民窟蔓延、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过高、投资环境不佳、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

2。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20世纪40—8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施温和的进口替代政策，排斥外资，主要依靠农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如50—60年代，农牧产品的外贸盈余填补了资本品进口为主的非农产品外贸赤字的50％左右，全国银行和金融部门20％以上的资金自来农业积累。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政府一方面促进北部和西北部大规模的商业性农作物种植，另一方面实行土地分配政策改革，向穷人倾斜。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墨西哥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用于与美国相邻的北部和两北部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农场，这类大农场约占全国农场数量的3％，但其种植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0％，产值则占农业总产值的50％。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村社则主要发展以玉米和菜豆等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这类农户约占全国农业生产单位数量的75％，但其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0％。实际上，农业现代化的受益者主要是大农场主和出口经营的农业公司，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的小农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他们的农场不超过5公顷，规模小、资金匮乏、生产技术落后、以人力耕作为主，与现代化的大农场相比只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由于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的滞后，墨西哥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未能改观，而且出现新的失衡，即第二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依靠吸收外资获得快速发展，但农业危机却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经济的自由化，工业产品价格放开，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产品的价格上涨了9倍。由于农业的衰退，墨西哥国内粮食消费的30％依赖进口，同时大批农民受国内外市场的冲击而破产，激化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社会骚乱不断，较大的如1994年恰帕斯州农民暴动、2007年的农民大游行。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墨西哥的城市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过分倚重外资等问题。墨西哥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大量出售给私人和外资，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削弱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由于过度依赖外债和进口，加上初级产品出口不断受到挤压，墨西哥于1982年暴发债务危机，到1994年底外债高达1640亿美元。由于无法偿还到期的本息，终于酿成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反映了墨西哥城市经济对国外资本和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与本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缺乏足够的内在联系，城市经济大发展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农业和农村大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墨西哥贫困的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或向美国偷渡，形成了城市化的超前发展和难以遏制的非法移民潮。

墨西哥同时也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84年以来，墨西哥的基尼系数在0。46以上，2000年达到了0。52。从收入分配情况来看，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到2％，最低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到5％，而收入增高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50％，其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比重在40％左右。

从城乡贫困状况来看，墨西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贫困人口比重显著减少。但农村贫困率仍显著高于城市贫困率，同样反映了城乡差别明显。城乡差别大、贫富差距悬殊，是过渡城市化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中的重要原因。

3。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印度独立后实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因长期忽视农业部门的发展而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1951—1981年，印度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而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4％。由于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较少，因而印度农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绿色革命”，即改良作物品种来提高农作物的单产。在农业的生产方式上依旧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传统式的人畜耕作，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很低，因而农业容纳的劳动力规模相当庞大。农业和农村的低速增长，也意味着较少的农产品供给量和较小的工业品需求市场，这就形成了对工业化长远发展的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发展比较缓慢，是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但土地的分配很不平等。独立后，印度采取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以改变土地过于集中的状况，其主要措施包括：消灭在外地主和中间人阶层，实现耕者有其田，有约2000万农民与联邦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实际耕种者确定永久的占有权，按合理价格购买占有的土地；规定合理的土地租金，保障农业经营者利益；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令，规定超过限额的剩余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这些措施使地权有所分散，但地权集中的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农村10％的家庭拥有35％的耕地，而61％的家庭只拥有8％的耕地，其中22％的家庭一点土地也没有。尽管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很不彻底，农村仍旧保留了不少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能向地主租种土地，在缴纳地租后收入微薄，常常仅能维持生计。

印度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也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如印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38。7％，逐步下降到1990年的31。4％和2000年的22。0％，工业所占比重相应地从24。2％上升到27。6％和24。8％。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0年高达58。2％，2000年为53。7％，2005年为51。3％。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印度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经济的落后，这是印度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印度的状况要好于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如2004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当年印度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有国民总收入的45。34％，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仅占有国民总收入的19。35％，分配不平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间水平。但2000年印度的总体贫困率为28。6％，乡村贫困率为30。2％，城市贫困率为24。7％，高于拉美等国。这一点也印证了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它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理论上的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倒U字型的发展趋势，即存在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历史数据也能印证发达国家曾经历过这样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仅仅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城乡差别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事实上，城市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如何减少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中的突出难题。

4。韩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19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在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1966年），全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林渔业增长率仅为5。1%。到了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这样的差距更严重，全国GNP增长率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5％、20。3％，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反而下降到2。3%。此外，1960年，农户收入超过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减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为启动新村运动，政府首先投资了20亿美元。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

“新村运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在1973—1974年，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福利和环境改善方面；在其后几年，政府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参与农村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从1977年起，政府强调村容村貌的建设。新村运动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

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的20世纪60年代，与其他国家一样，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明显，一面是繁华的大都市，一面是贫困潦倒的农村，严重的城乡差距成为影响社会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不过，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初次分配方面，1970至1980年则是韩国重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当时钢铁产量增速超过30%，因此收入分配也倾向于资本，客观上造成了该阶段基尼系数达到了历史峰值。然而此后，韩国企业盈余占GDP比重开始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超过了企业盈余占GDP比重。而在二次分配方面，韩国积极采用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韩国的个人所得税是韩国国税中的重要税目，占国税总额的20。9%。个税包含综合性收入、年金和退休金收入和资本所得三方面。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效果来看，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中的比重日益扩大，高收入阶层纳税额占总额的比重较高，起到了明显的收入调节作用。

韩国在1965年时仅为0。34。到1975年和1980年时，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39，随后逐步下降，1995年时为0。28。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作为重灾国，国内失业率大幅提高，行业间薪酬差距有所扩大，基尼系数开始回升，1999年时为0。32。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基尼系数自1997年时的0。264上升至0。313。收入不足中等水平一半的贫困人口占韩国总体人口的比例从8。7%上升至15。0%。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2011年收入最低1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3万韩元，收入最高1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万韩元。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警戒值和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警戒值比例是4。82，高于2010年的4。80。

贫困层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警戒值和中产阶级的警戒值也从2010年的2。53上升至去年的2。59。与之相反，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收入最高10%人群的警戒值和中产阶级警戒值的比例从2010年的1。90下降至2011年的1。86。这种趋势在最近6年内除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外尤为明显。

（四）政策导向失当与市场体系不全并存

从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情况来看，其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常常表现为力不从心、事与愿违。以贫民窟的治理为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治理结果多数收效甚微。

例如，鉴于巴西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发展失衡、农民背井离乡的根源在于大地产制，巴西政府试图通过上地改革来改变土地占有严重不均的情况，但其过程十分艰难，收效亦不明显。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土地改革大纲，提出了限制大庄园的规模以及逐渐集中小地产的政策；60年代初政府宣布在农村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规定凡是庄园闲置土地一律征收。但不久这项计划就被军事政变所中断，上台的军政府放弃了地产分割的目标，代之以大庄园的现代化，鼓励大规模的出口作物种植经营，结果加剧了地权的集中。70年代后期，迫于压力，军政府提出了包括全国一体化、重新分配土地和鼓励落后地区的工农业发展等在内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并试图通过开垦拓荒来缓解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1985年军政府下台，新政府通过有偿征收大地产阶级的土地，并以较低的价格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1979年至1993年，约有32。5万农户从政府得到了土地，1985年至1991年单是联邦政府就在一个面积为470万公顷的地区建立了524个定居点，使9。4万农户家庭受益。尽管政府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巴西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由于无地农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和严重，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土改计划来安置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这种计划也只是起到临时救急的部分效果。贫民窟是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恶果，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顽疾。目前巴西城市贫民窟中居住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4％。

墨西哥的发展政策也是其城市问题的重要根源。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工业化进程兴起，农业部门逐渐被忽视，墨西哥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农业陷入了停滞，并演变成持续30多年的衰退和结构性危机。在1982年债务危机后，墨西哥在获得外部援助的同时接受了以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条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墨西哥政府实行与农业相关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包括降低农产品关税、减少国家对农业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价格、实行村社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等。这些政策在实施之初有一定的效果，但在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农业危机加剧，农村社会矛盾激化，农业和农村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突出矛盾之一。鉴于矛盾的深化，政府近些年来采取诸如“直接支持农村计划”、“农村联盟计划”、“全国农村协议”、“资助农村特别计划”等措施，以期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依旧困难重重。

同时，由于墨西哥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政府与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联盟，腐败盛行成为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顽疾，结果是损害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如在20世纪60年代奥尔达斯执政期间，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密切结合使税制改革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政府通过的税法导致了高累退税，来自劳动所得的税收在政府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58。1％增长为1966年的77。9％。而且墨西哥体制奉行的政策是鼓励一种将财富集中在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手中的政策，该政策要求通过促进出口农业的发展换取必需的外汇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结果就演变为剥夺农业、财富分配不均和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在这样的政策下，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城市变为大量贫困人口的栖身之地。

同样，印度农村文化中浓重的恋土情结也是影响其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印度虽然没有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但其土地私有制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印度盛行大家族共有制度和多子平分制，因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家族就不得不买进新的土地。也因为如此，印度农村许多男劳动力到城市中打工的同时不但不会放弃农村的土地，反而会在城里挣了钱就会努力在村子中购买上地。所以，外出打工的结果往往不是失去土地，而是为了保住土地或扩大土地。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即便是印度的大型现代化工厂的一些工人也有着占有土地的强烈愿望，他们将占有土地当作类似于市民购买股票或储蓄的投资方式，而且认为这种投资方式既安全又能提高自己在村庄中的地化和威望。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在外头尽力挣钱、攒钱，然后寄回家买地，退休后回到家乡，当地主老爷了，雇佣工人为自己种地。

总而言之，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一条城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协调、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太合理、城乡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一条存在严重缺陷的不成功城市化道路，不仅没有有效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往还造成畸形城市化，即“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即使达到很高的城市化率，却存在严重的“城市病”，实现的不是健康城市化”，而是“病态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