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历程（第2页）

1940年后，墨西哥进入了高速城市化阶段，无论是城市人口数量和比重，还是城市的数量及规模，均呈现迅猛而持续的增长势头。1940—1950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达63％，创历史最高记录；1950—1960年为5。9％，1960—1970年为5。6％，继续保持着高增长。1970—1980和1980—1990年间，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相继下降到5。0％和2。7％，但这20年新增加的城市人口仍多达2467万，增长了112。13％，而同期全国总人口仅增长65。65％。城市数由1940年的55座增至1990年的416座。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从1940年的6座（占城市总人口的10。91％），增加到1990年的98座（占23。56％）；5万～10万人口的城市，由8座（占14。29％）增加到55座（占13。22％）；其中，人口逾百万的特大城市，1940年仅为1座（墨西哥城），1990年增加到4座：墨西哥城（1458万）、瓜达拉哈拉（165万）、蒙特雷（106。9万）、普埃布拉（105。7万）。

1940—1970年，移民潮的流量最大，迁居城市的农民达600多万。移民潮主要流向首都墨西哥城，移民使该城人口由1940年的176万剧增到1970年6687万；其次是流向农业发达地区的商业中心或地方工业中心。墨西哥城市人口分布高度集中，在墨西哥城表现得最为明显：墨西哥城面积仅为总版图的0。2％，却聚集了全国人口将近20％的居民，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1／3，生产全国工业品总量的一半以上。墨西哥人口在10万～10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数量在1950年有13个，1970年达到37个，1990年达到56个。由于中等城市的增加，1990年全国人口的23。7％，城市人口的39。0％居住在中等城市。但在1970年，这个比例分别为16。6％和33。6％。1970—1990年间，在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城市中，有7个地处中北部地区有5个在西北部，3个在西部，1个在优卡坦半岛，1个在墨西哥湾，1个在东北部。人口增长率的差别与迁移规模有关，也与城市化的时间、城市的级别和城市在各地区的作用有关。8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大都市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因而其对移民的吸引力减弱。墨西哥城转而成为向外移民的地方。

这一时期墨西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就业机会明显增加，吸引了农村人口转移就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居民就业不足，生活水平偏低，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像首都墨西哥城这样的大城市谋生。墨西哥城市化过度超前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积累形成的。

（四）印度的城市化进程

1。城市化的准备阶段（1947年独立之前）

印度是位于南亚大陆的一个人口大国，在独立之前长期遭受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英国垄断资本家手中，致使印度农业凋敝、工业停滞，国家经济处在极端贫困的境地。在这一阶段，印度城市化具有典型的殖民地特征。英国殖民者为了在这里倾销过剩工业品和掠夺原料，主要以港口为中心，向内地农、矿产区修筑铁路，在主要沿海港口形成了一些畸形发展的大城市，如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它们实际上成为英帝国主义掠夺、奴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中心。19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在印度进行大量投资，尤其是大规模修筑铁路以后，又带动了一系列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因而城市工商业、服务业相对繁荣，城市人口比重逐渐提高。但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发展先天不足，与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容纳不了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因而从一开始便产生了严重失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1872年，印度城市人口为1789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72％，1901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0。84％。到1941年，印度的城市人口增长到4415万，城市化水平上升为13。9％，依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2。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独立以来）

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到独立之初的1950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7。0％，而且大城市畸形发展和城市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此时已经凸现出来。如1950年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44。6万，290。1万和139。7万，这三个城市即占了当年全国城市总人口（6169。5万）的14。7％。

在之后5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印度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独立工业体系，而且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某些领域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前列，而且城市化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从1950年到2005年的55年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约11。7个百分点。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印度的城市化进展显得相当缓慢。印度城市化的步伐缓慢，不仅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悬殊，而且，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显得明显滞后。

虽然印度城市化总体水平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城市化进展也相对缓慢，但从1950年到2005年的55年间，印度的城市人口净增长了2。5亿多。换言之，尽管印度城市化的进展相对缓慢，但城市人口规模的绝对增长量却是巨大的，只是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且农村人口增长迅速，才降低了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印度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突出表现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畸形发展，是比较典型的集中型城市化。除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迅速发展之外，中等城市发展缓慢或陷于停滞，而小城市则明显地衰退，其结果便导致城市规模结构呈现倒三角形的梯次结构。印度城市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划分为六级，一级是人口10万以上，二级是人口5万～10万，三级是人口3万～5万，四级是人口1万～2万，五级是人口0。5万～1万，六级是人口少于0。5万。在印度城市化进程中，一级城市急剧膨胀，二级城市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三级城市的发展则有衰退现象，四、五、六级城市的发展则呈现急剧衰退，四至六级城市在1901年占了全国城市人口的50％左右，到1981年仅为13。7％。

1971年印度仅有一级城市48座，到1981年便增加到218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更为惊人，1981年全印度仅有12座特大城市，到1990年便猛增到24座，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便翻了一番，这24座特大城市的总人口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31。7％。由此可见，尽管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低、发展慢，但大城市的增长、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印度城市体系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形，这种不合理的体系结构，既不利于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继续膨胀，也不能带动中小城市以及整个区域的发展。甚至有些印度学者认为，这种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小城市的利益为代价的。

印度城市化在区域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这集中反映在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与城市布局的不平衡性两个方面。印度城市分布格局也有集中型城市化的特点，即少数大城市、特大城市较孤立地分布于某些区域，周边缺乏足够的中小城市与其相互联系。随着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城乡人口的分布状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散布在广阔的乡村地区的人口，不断地集中于空间规模相对狭小的城市，从而使人口分布上出现了一些高度密集的点。这种格局既造成了城乡差异悬殊，不利于大城市带动整个地区形成城市体系，也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较好地起到支撑点的作用。

从印度各邦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来看，由于城市化主要受生产力水平、尤其是工业发展水平影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各邦，城市化水平则较高，这在大、中型城市的分布上尤为明显。如1981年马哈拉施特邦和泰米尔纳杜邦城市人口比重分别达到35％和33％，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喜马偕尔邦则仅为76％。各中央邦直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悬殊，因而其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更显著，昌迪加尔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93％，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仅为6。7％。总体上，印度城市化在地域上的差异性，表现为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部，而在发展速度上则有相反的特征。

虽然城市化水平很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印度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的规模依旧很大，而且还远远超过城市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像印度这种农村人口在较短时期内大量迅速地涌入城市，使城市的就业、交通、住宅、供水等与迅猛增加的人口数量远远不相适应，既造成了市区内和近郊大量失业人口和大片贫民窟存在的现象，又使得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城市，造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过度膨胀。

（五）韩国的城市化进程

韩国由首尔特别市、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济州道等10个道和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和蔚山6个广域市组成。韩国的城镇化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日本把殖民地政策从剥削农业转变为工业的20世纪3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光复后大量回国人员和韩国战争期间从北方来的难民为寻找就业机会定居于城市。第三个时期也是最为重要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开发和工业化加快，无数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此过程中伴生急速的城镇化。政府推行了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输出主导型开发政策。为扩大输出，政府扩大既有工厂的生产能力，随之城市人口也增加。新建制造企业也建立在基础设施较好、又易于取得劳动力的城市地区。第四个时期全球化对韩国城镇化的影响期。

1。城镇化史前阶段（1876—1947年）

1876年，日本强加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王朝的大门。在1930年，韩国城镇化水平在5％以下，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据统计，韩国1944年的城镇化率仅为13。0％。1945年独立后，又被苏联和美国一分为二，美国占领军接管了韩国。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下，还是催长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被当成获得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所以，当时的韩国还是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

2。城镇化起步阶段（1948—1960年）

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大致经历了殖民地经济向独立经济转移（1945—1950年）、朝鲜战争与重建（1950—1959年）。李承晚政府时期，城市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韩国光复后一批归国人员到城市居住；战争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使得大批难民及农民从北方朝鲜或农村涌入城市；而政府依赖美援进口了大量的美国粮食，这使农业经济遭到破产，大批的农民弃地入城。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韩国城市人口依然增长很快。

3。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1961—1987年）

在这一时期，韩国政坛主要经历了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政府时期。三届政府的城镇化政策一脉相承。1961年朴正熙利用军事政变控制韩国政权。在朴正熙政府期（1961—1979年）开始了各方面的改革。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低增长到高增长过渡（1960—1969年）、出口主导型发展（1970—1977年）、不稳定及萎缩（1978—1982年）几个阶段，以利用外资发展的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韩国政府开始实行“政府主导性增长战略”，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输出主导型开发政策。国家产业体系由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逐步发展到以汽车、电子、钢铁、造船业为支柱的制造和出口加工业体系，由发展轻工业向发展重工业转变。重工业的发展为韩国的城镇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依托原有城市实行工业的集中布局，1962年在蔚山建立了第一个工业区。此后，在汉城及其卫星城和东南沿海城市中建立了许多工业区，原有城市和新兴城市同时发展。这一时期，韩国没有在乡村发展工业，而是把工业集中到城市，利用集聚效应推动工业的发展，也促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政府奉行人口自由流动政策，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在1960—1980年间，全国城市由27个增至40个，城镇化水平1960年为28％，到1970年达50％，1985年达到了77。3％，1987年提高到78％。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提高了约45个百分点。这样快速的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从全国城市发展来看首都圈高度集中，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这时首尔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竟高达13343人，高于大阪和纽约。大城市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展，致使绿地锐减；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小汽车数量的激增，造成了城市空气的污染和交通的拥堵，导致城市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下降。城市内大量机动车辆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包括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等）。城市土地极为紧张，住房、交通、环境问题凸现。卢泰愚政府对修订后的1987—1991年《第二次国土综合开发修订规划》实施非常有力，促进了中部圈、东南圈和西南圈的发展。

4。城镇化平稳发展时期（1988年至今）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威权统治后，1987年韩国实现了向民主国家的转轨。从过去的农业占统治地位的“70％”（国土的70％为山地，国民的70％是农民）过渡到非农业部门产值占GNP的90％以上的工业化国家时代。到1990年，韩国城镇化率已达82。7％，1991年韩国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只占8％，韩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韩国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和城市的转型升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一些传统产业迅速转型到“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用知识经济引领城市发展的未来，走上了知识城市之路。1985年韩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7。3％，2000年更高达89％。到2000年，韩国99460平方公里的国土，农耕地和林地占87％，而住宅用地（2。4%）、工厂用地（0。5％）等城市用地仅占2。9％，道路、铁路、学校用地等公共用地占2。7％。4800万人居住在占国土面积2。4％的区域，所有产业活动在仅占国土0。5％的空间上展开。

韩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自战后尤其是从1962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90年，韩国经济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8。7％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达9。6％，经历了“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次产业调整，继而又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进行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到1990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使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目前，韩国城镇化水平已接近90％，是新兴的工业化城镇化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跻身于亚洲经济发达国家行列。2009年首都首尔公布的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020。8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