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工业化（第1页）

§四、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工业化

狭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是机器大工业诞生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动过程，其基本特征是：“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或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比例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

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对于工业化的定义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后来他又将工业化定义修改完善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张培刚认为他的工业化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那种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的发展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或做法的片面性”。

工业化、城镇化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必然经历工业化过程，而在空间结构上则必然经历城镇化过程。县域城镇化与县域工业化二者之间具有协调一致性和相互促进性。一方面，县域工业发展潜力大，对从业人员要求范围较宽，成为吸纳县域内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也是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四化”概念，提出的依据是：首先，中国仍然有剩余的农业人口，需要靠工业化来进一步消化。其次，中国的传统工业要依靠信息化来提高效率，才能与国际同行处于同样的竞争平台上。最后，城市必须容纳日益增加的参与工业化的农村人口，让农民工变成市民。

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进程使得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为县域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各类生产原料、资金及技术支持，使工业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成为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推动器；城镇化通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可以使更多的行业独立和分离出来，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工业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城镇化及城镇建设的加快，拉动了建材、机械、房地产、旅游和医疗、科教事业等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中很多都是工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可见，只有不断促进县域城镇化与县域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县域经济才能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道路。

（一）我国县域城镇化与县域工业化现状

1。县域工业集聚能力不强，对县域城镇化推力弱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域经济发展条件千差万别，难以以国有经济来组织县域工业发展，因而我国县域工业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其中包括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并且在县域经济中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当前全国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区生产总值总和超过3万亿元，占全国GDP的30％以上和县域经济总量的50％以上。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其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较为有效地对县域经济资源实现开发及配置，可算得上是适应县域经济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县域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组织形态，如果发展得当，这将是县域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县域民营企业的问题在于规模过小，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农业普查资料，2001年，平均每个乡镇企业的企业职工仅为6人，平均每个企业创造增加值13。9万元。乡镇企业的这种规模小、结构单一的现状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短缺经济和体制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首先进入的是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低层次过度竞争带来的小而散现象；另一方面，这也与县域工业的资源规模小、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和产业的地方性、配套性有关。

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要特征，必然造成县域工业集聚能力较弱。由于我国乡镇企业主要是由乡村集体和个人出资，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而来，受当时体制和所处发展阶段限制，从发展之初就缺乏合理规划，工业布局高度离散，空间集聚程度低。这使得县域工业既缺乏地区专业化生产的集约经济，也缺乏城市化的规模经济。

乡镇企业的低程度集聚，一方面，浪费了土地、扩散了污染；另一方面，没有现成的公共设施可供利用，道路、供电、供水等全由企业自己建设，加大了基本建设投资。据调查，2001年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近一半，然而乡镇企业总数中集聚在县镇的只有不足2%，在建制镇的也仅有8%，其余90%都分布在村级行政单位以下。由于乡镇企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使用土地规模增加了30%，能源利用率降低了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20%～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了80%。

由于县域工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其难以吸引足够的发展资金及高素质人才，造成融资困难、资本匮乏、人力资源素质偏低。县域工业企业由于生产技术的机械化程度偏低，使用过时的、城市工业淘汰下来的生产设备，在产品开发上以模仿为主，很少进行技术开发与研究投入；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以日用消费品、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为主。2／3以上的企业产品更新周期超过五年，名优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严重偏低，难以适应市场对高质量和高档次产品的需求。

目前，在县域全部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超过40%，而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不到1%，一半以上人口仍然是文盲和半文盲。据统计，我国每1万名农村人口中只有农业科技人员15人，而日本有100人，荷兰有200人。当前，我国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仅仅为45%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20～30个百分点。因为人才缺乏，科技推广能力也相对较弱，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仅在30%左右。

可见，县域工业企业集聚能力偏低，一方面导致县域城镇建设的成本增高，另一方面则阻碍了各类生产要素向县域城镇的集中，制约了聚集经济效益的提高，降低了能量聚合体的成长质量，弱化了县域工业化与县域城镇化之间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引起县域城镇与县域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我国县域城镇化滞后于县域工业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虽然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具体相关程度有所差异，但二者之间均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1950—1970年间，世界各地区和各国城市化比率与工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具有相当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404。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率会高于城市化率，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带动的；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后期，城市化率会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发展对城市水平提高的贡献有限，第三产业会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

相关数据表明：在选取的我国东、中、西部各2个县共6个代表县域；作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对比（1996—2007年）可以看出我国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极大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如东部的上杭县、惠安县其城镇化率均在10%～20%之间徘徊。这两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已达2000美元以上，按照钱纳里的理论，其城镇化率应达60%以上并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然而，现实却是这两个经济较发达典型县域的工业化率远高于城镇化率，甚至达到了城镇化率的3～5倍，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

再如在中部地区选取的两个典型县域凤阳县和九江县，其人均GDP大致在1000美元左右，按照钱纳里的理论，其城镇化率至少应达到60%，而现实数据却显示这两个经济中度发达典型县域的工业化率却是城镇化率的2～3倍。西部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县域如蒙山县和同阳县情况出现相似态势，在本应出现城镇化领跑工业化时，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大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这种城镇化水平低下、并远远落后工业化水平的现象正是造成我国县域经济社会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县域城镇化与县域工业化协调发展策略

县域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且其身份向市民转化的数量和速度。县域工业尤其是县域内乡镇企业从发展之初首先进入的是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2000年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由2826。56万人增加到12820万人，增长了近1亿人，而同期农业从业人员也增长了4300万人。正是由于以农村工业为支柱的非农产业的发展，才使得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1978年的92。88%下降到2009年的41。67%。据统计，我国日前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近2亿人，而且每年还以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在县域内吸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实现县域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亟须县域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县域现代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2012年11月，李克强对十八大报告的解读中重点突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新型工业化道路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