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部省份城镇化发展状况（第2页）
中部六省城镇化水平与增长速度各不相同：河南、安徽和湖南在1995年以后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江西和山西在2000年后开始加快增长，湖北省的城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增速趋缓。
2。省域城镇空间体系发展演变
（1）中部各省不同等级城镇人口演进。通过分析中部六省1989—1999年、1999—2007年两个阶段不同等级城镇人口数量增长情况，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各省城镇人口增长具有如下特征。
①湖北省：城市人口增长较快。1989—2007年间，湖北省20万以下的城镇人口数量整体上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特大城市、大城市成为城镇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相对较快的中等城市已优势不再。
②湖南省：中等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湖南省城镇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中等城市，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中等城市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0万以下城镇人口则呈下降趋势。
③河南省：10～20万人口城镇发展较快。河南省10～20万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呈正“V”形，10万以下城镇人口发展趋势呈倒“V”形。10～20万城镇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
④山西省：特大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增长较快。中等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最快，进入21世纪以后，特大城市发展迅速，人口集聚速度赶上中等城市，大城市则发展缓慢。与其他5省不同，山西省10万人口以下集聚效益较差的小城镇的人口仍处于增长状态。
⑤安徽省：整体发展平稳，中等城市人口增长缓慢。除10万人口以下小城镇外，其他规模的城镇人口均呈现增长状态且速度平稳。其中，中等城市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人口略降的趋势。
⑥江西省：大城市未能成形，等级序列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西省的城镇人口增长整体上较为平缓。
综合以上六省不同等级人口演进的基本情况，分析得出六省在各个等级城镇人口增长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和差异性，可总结为三点。
第一，中心城市：中部城镇化增长态势最优地区从中部六省比较来看，湖北省、山西省的省域中心城市人口总量与增长在各等级规模城镇中呈现优势地位，是主要的增长极。可以预计，在湖北省、山西省将来的城镇化发展中，中心城市将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
第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中部城镇化发展最大贡献力量比较得出，中部六省城镇化发展的最大贡献力量来自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其中，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以中等城市的增长为主；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以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的增长为主。
第三，小城镇：中部城镇化推进中的弱势地带小城镇由于其自下而上的发展特点，能自给自足，不需投入太多人力物力，因此成为城镇化发展道路初期的较佳选择，此阶段的城镇化发展属低水平均衡状态。当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中心城市极化阶段，小城镇在发展上处于弱势地位。
（2）基于Kernel密度的城镇空间演进比较。Kernel分析方法主要是借助一个移动的单元格（相当于窗口）对点格局密度进行估计。在区域研究中，利用Kernel分析方法有助于确立区域数据的峰值，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一数值在区域的分布格局。基于不同年份的数据可以看出区域空间格局在一定时期的演变历程。此处运用ArcGIS软件实现。
这里是以县域为基础统计单元，分别选取了六个省份1990年、2000年和2008年的非农人口比率三个断面数据，利用ArcGIS对中部六省城镇空间点格局进行Kernel密度分析，分别采用了75千米和125千米的半径进行分析的。
（3）Kernel空间分析结果。根据分析结果，可总结为两点。
一是中部地区城镇密集区正逐渐形成。中部地区六大城镇密集区已经逐渐形成以省会为核心，对比可以发现武汉的集聚度最高，长沙、郑州次之。从六个省份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城镇空间集聚度较高，山西、江西、安徽三省集聚度较低。
在城镇密集区的发展中，高等级的城镇密集带正在逐步形成。1990年中部地区主要形成了“武汉—南昌”、“郑州—洛阳”两大城镇密集区。2000年中部地区则形成了“武汉—南昌”、“郑州—洛阳”、“长沙—衡阳”三大城镇密集地区。2008年中部地区形成了“南昌—武汉—长沙—衡阳”的“N”字形城镇密集带，两江四水（长江、鄱阳湖、洞庭湖、湘江）成为三市之间的联系纽带。河南、安徽两省间，沿陇海铁路线形成“芜湖—合肥—郑州—洛阳”城镇密集带，但城镇聚集度较“南昌—武汉—长沙—衡阳”低。
二是中部地区城镇密集区逐渐呈现多中心的态势。在整体空间演变方面，一、二级节点进一步增加，三级节点也大量形成，形成了多空间层次的地域城市节点系统。2000年时，中部地区只拥有武汉市一个集聚核心区（K75）；到2008年，中部地区出现了三个集聚核心区：武汉市、长沙市和郑州市，并且长沙、郑州这两个集聚核心区增长迅速，成为中部城镇化演变的另外两极。中部地区已经摆脱了武汉市一元独大的局面，走向多元竞争的态势。
（三）省域城镇化发展动力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观点。人口移理论、经济学解释、交通通讯理论、政策与制度被视为城市化主要的动力机制理论。经济、政治、人口因素与人口城镇化关系紧密，“比较利益—互补利益—选择利益”共同构成了利益关系链，是引致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其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于城镇化的动力观点，可将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大致归结到资金、劳动力、土地、制度、技术等五个方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总结为基础条件、推动条件、支撑条件和制度环境四个方面。认为城镇化是指在土地的基础条件上，通过劳动力转移和资本注入，在技术的支撑下，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作用下，向前推动的一种过程。本课题将使用灰色关联度对中部81个城市进行分析，选用2008年的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1。城镇化率与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为了弥补在省域城市化差异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并非一定是线性关系的缺陷，本课题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使用中部地区81个城市的16个指标值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计算结果中灰色关联度均高于0。75，属于高度关联，说明这些指标与城市化之间关联性强，而且这些因素都对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有很高的影响力，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对16个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使用聚类分析法，这16个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五类。
2。省域城镇化发展动力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土地和技术是中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影响力最高的四项因素中，建成区面积占省面积比率越大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这说明了土地为城镇化过程的载体。当城市人口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土地的增长也不断加快，因此如何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是中部地区的城镇化之关键。其他三项因素分别代表了信息技术和科研技术对于中部地区城镇化的支撑作用。这说明了中部地区的人才的质量和高校的研究能力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其中互联网的发展也同时与城镇化的发展相关，这与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新经济形式相关。
从影响力较高的因素看，资本（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非农人口比重）和制度因素（外在和内在）为中部城镇化次要的影响因素。在影响力位于较高以下的三类中，主要包括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等，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二、三产业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不强，表现出了与传统城镇化动力机制不同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
当今信息化革命已成为国家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信息化变革速度快，历时较短，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能达到了2％～4％的增长速度。中部地区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不断完善和信息化革命逐渐完成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化和信息化不再作为城镇化推动的相关制约条件，而作为一种支撑条件，不再需要与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周期相互匹配。在未来一定的时间内，中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还将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