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复出与新征程（第1页）

§一　复出与新征程

一九七○年二月，吴贻芳忽然接到通知，结束茶场劳动，回到南京傅厚岗家中。

春节将临，吴贻芳和晋桂芳第一件事即是打扫卫生，擦洗门窗，打开行李，恢复以往生活。晋桂芳上街买来米面、蔬菜，两人静静地吃了一顿年饭，从此大门关紧，过起了幽闭的生活。

吴贻芳告诉晋桂芳，凡是有人来访，一律不予接待，有事去找有关部门。她只是在家看看报、读读书，不与外人来往。

这期间，还是有一件事打破了她们的平静生活。

一天，一位早年从金女大毕业的学生、武汉某大学的副教授，来南京辗转找到傅厚岗十五号，要看望老校长吴贻芳。她拎着一篮子从武汉带来的水果，轻轻敲响吴贻芳的门扉。

晋桂芳没有开门。在门内问清来人情况，告诉她老校长早已不接待客人，请她回去吧。

来人执意要见老校长，一个不让进去，一个坚持不走。于是二人争执起来，女教授尽管说她从武汉长途而来，没有别的事情，只是要看看老校长，晋桂芳还是不给开门。女教授没有办法，便在门外大哭起来。

吴贻芳见状，对晋桂芳说，让她进来吧，在外面哭也影响不好。

那位学生见到吴贻芳，二话没说，要跪下行大礼，被吴贻芳制止了，她只好把水果篮子放到一边，给老校长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她刚问老师好，说着又哭起来。吴贻芳拉着她的手说：“你不要哭了，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们多年不见，你应该高兴才好。”

这一年除了这位学生来访，日子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关部门通知吴贻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

在那个时候，吴贻芳能够重新工作，对她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因为有许多被打倒的干部仍在“靠边站”。她对省里安排她要做的工作，总是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仔细做好准备，力求把工作做得十分圆满。她的复出，很快引起国内外和港台地区的注意，于是不断有信件、电报寄给她。

一九七二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两国的交往也多起来。美国是她早年留学的地方，有许多师生和朋友在那里，常有客人来访或信件寄来。在她接待的外宾中，有瑞士议员小组、美国女作家、远东报道记者等。她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谈自己“文革”中的事情，更多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帮助美国等来访者消除对我国的误解，自觉维护国家形象。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她的八十大寿。她热情洋溢地撰文，发表了《八十生辰感言》，她说：

在我八十年的岁月中，经历着新、旧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解放前，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我出国留学，回国后，又曾多次出国；解放后，我也曾数度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友好访问。两个时代，我感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在旧中国，我们处处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歧视和欺侮，内心感到非常气愤和自卑；而新中国成立后，我每次出国都受到各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广大国际友人对新中国的代表十分尊重，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高度评价，处处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无比幸福和自豪。

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中国新旧社会进行了鲜明对比，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三年的努力，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一年八月四日，原国民党国大代表、著名实业家缪云台先生，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观光。八月二十日，他到南京拜访吴贻芳。

缪云台（1894—1988），云南昆明人，一九一三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年回国任公司经理、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云南经委主任。一九五○年由香港赴美经商。

他与吴贻芳当年都曾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事多年，有许多交往，在海外曾听说吴贻芳受了不少罪，情况不太好。这次见到吴贻芳，惊奇地发现她身体很好，精神矍铄，根本不是传说的那回事。尤其使缪云台先生感动的是，几十年过去，吴贻芳那颗爱国心依然如初，丝毫未变。经过交谈，缪云台先生十分感慨，受到很大启发。一九七九年六月，缪云台先生毅然决定变卖海外财产，和家人离开滞留多年的美国纽约，经香港飞抵北京，在国内定居。